[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7)01-0004-22 共同体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是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进行其实践活动的重要标志。学界十分关注“共同体”这一理论议题，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对其做过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共同体的著述则较多地集中于对“安全共同体”的探讨，①国际安全研究更是把安全共同体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并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交叉。“从政治哲学讲，安全研究从国家中心主义驱动和不容置疑的优先性逐渐转向容纳日益增多的个体、小单元、多个层次非国家行为体的复合社会本位。借用建构主义的术语，安全研究正在推进其自身的社会化转向。”②随着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近年来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安全共同体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思考。③ 国际关系学界建构“安全共同体”是为消解“军备性”安全困境，而冷战以降凸显的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导致的是一种与传统安全困境相区别的“资源性”安全困境。传统的、国家政府主导的安全共同体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显得捉襟见肘，非传统安全的理论和实践要求研究者提出与新安全态势相应的“非传统”方案，“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或是人类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路径。 一 人类如何应对“资源性”安全困境? 共同体是“共同关联要素”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融合，以应对不同的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境。总体而言，作为共同体纽带的“共同关联要素”有三类：一是自然性共同关联要素，如血缘、地缘等；二是社会性共同关联要素，如学缘、业缘、利益、权力等；三是意向性共同关联要素，如认同、意愿、自尊、信仰等。这三类共同关联的要素之间又是相互缠绕与相互建构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有特征”，成为人们的一种“特有标签”或“特有身份”，集合成社会的各类“有机群体”“责任单位”或“行动集合体”，以获得共有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例如，在国家共同体中，人们获得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主要有：共同居住的“此在感”、相同人口(种)的“我们感”、共有文化或文明的“同源感”、共有政治的“合法感”以及国际社会承认的“集体自尊感”等等。④传统安全共同体与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多是跨国共同体，获得共有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均是其基本的动因，但它们所面对的安全困境不同，因而具有各自不同的性质与表现形式。 (一)传统安全共同体：解构与建构“军备性”安全困境 人是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类的存在物”。⑤人类以群的方式生存，以“共同体”的方式应对威胁，进而建构起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定交往方式。从人类发展特有的历史维度来看，人类发展史就是安全共同体的扩大史。据人类学家考证，四百多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大多都是以4-5人为一个小群体、几个小群体为一组群落的“微型共同体”方式生活着。⑥但是，那时“群—群”之间的交往方式并不理想，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贸易”的方式，人们生存其中的共同体均是“脆弱的”，而且共同体之间主要是“争斗的”。 “安全共同体”是一个国际关系学的特有范畴，专指以维护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核心的国家联合体。本文将此类型的安全共同体称之为“传统安全共同体”，指的是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基础建立起来的“行动集合体”或联盟性质的“责任单位”。传统安全是指与军事、政治领域相关涉，与国家主权、政权等国家核心利益相关联的安全。但“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威胁随处可见，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彼此敌视，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安全，但安全维护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⑦传统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军备性”安全困境给单一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新现实主义认为“军备性”安全困境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固有的结构性特征，但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⑧而基于共有价值观、主体间信任和集体身份制度化形成的安全共同体可以消解以军事武力为基础的安全困境。“安全共同体不仅意味着没有战争，而且也意味着没有大规模有组织的战争准备。”⑨不过建构主义者所忽视的是：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扩大往往导致安全威胁的普遍性的扩大。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各自最大范围的传统安全共同体，但结果是通过“确保相互摧毁”而给人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核恐惧”。可见，传统安全共同体在解构传统安全困境的同时，恰恰又建构起了联盟之外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军备性”安全困境。至于人类面临的越来越多的“资源性”匮乏和紧张，传统安全共同体更是因难以跳出主权局限而无法应对。 (二)非传统安全共同体：解构与超越“资源性”安全困境 非传统安全是指“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⑩这类安全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资源、科技、信息等领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国家发展很可能是一个有害的政策目标，它们获取的利益将以损害其他区域的利益为代价”。(11)即在有限的资源下，国家成为一个竞争单元，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是如此。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种跨越国界、超越主权的安全挑战，具有资源性紧张与冲突的特征，其根本特征是“非军事武力性”。因此，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的往往是“资源性”安全困境，即一国对资源使用与保护的增长会导致另一国资源的短缺与不足。即使全球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气候变暖，其对各国更深层次的影响最终也是以资源的消耗与可否共享为其主要特征(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