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等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但近来却表现出强烈的“反全球化”动向。本文试图在认识西方国家“反全球化”这一现象的基础上，分析其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一问题折射出的世界经济要健康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一、“反全球化”及其最新发展 关于全球化这一概念，学界并没有公认的统一定义，一般可以理解为经济活动不再限于国家内部，而是跨越国界和地区限制，以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等形式，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全球性有机整体。①全球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追溯至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活动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方位的沟通、联系和相互影响；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盛行，全球化高速发展。②不论从哪个阶段来看，西方国家都是全球化进程的主导者。 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现象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最早出现在20世纪末。1999年1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西雅图会议遭到各种团体联合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此后每有世界性重大国际会议或活动，“反全球化”团体便组织抗议示威。就像全球化一样，对于何为“反全球化”，学界也没能形成明确的定义。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反全球化”既不是成型的理论体系，也不是统一的社会思潮，只能称之为一种运动。③“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多种多样，表达的诉求“五花八门”，其共同点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一方面，如绿色环保组织反对破坏环境、劳工组织呼吁提高工人待遇、妇女团体主张维护妇女权利等等，为方便起见，将其笼统地称为“反全球化”。由于“反全球化”主体和目标的多元性，虽然有时举行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媒体和国际社会的注意，但“情绪反应多于理性思考”，只是把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简单地归结在全球化头上，没有发展成为构建未来世界的建设性力量。④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情况看，“反全球化”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和全球化进程影响有限，多数情况表现为国际会议主办方对安保问题更为关注。 但与此前不同，当前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涌，并已经开始影响国家重大决策。一定程度看，美欧已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变为“反对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拒绝外来移民。人员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部分，甚至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第三波浪潮，⑤但现在却成为西方国家的抵制目标。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公投中选择脱欧，最直接原因是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恐惧”。赢得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不仅主张限制移民，更放言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禁止穆斯林入境。⑥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波兰等欧洲大陆国家，主张排外的极端政党均加速“崛起”。⑦其二，“要回”国家主权。全球化意味着国家减少与外部经济往来的限制，或者把这种限制权交给国际组织，也可以理解为国家放弃部分主权。但当前的迹象却显示，发达国家要“收回”在全球化进程中“失去”的主权。英国公投脱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不满本国的经济管理权交给欧盟机构，不愿意继续接受欧盟各种规定的“管辖”，而是要按照自己的国家意志和利益做决策。特朗普更是反对区域一体化协议，胜选后即宣布将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修改已经生效多年的“北美自贸协定”(NAFTA)，甚至威胁退出WTO。美欧由于各自内部压力，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中都很难让步，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坦诚TTIP“已经失败”。⑧美欧整体情况看，许多国家领导人支持全球化的立场都在退缩，转而走向“国家主义”。⑨其三，“压制”新兴国家。发达国家视新兴经济体为全球化的“搭便车者”、“不公平竞争者”。特朗普主张对中国、墨西哥等国的货物征收惩罚性关税。欧盟2016年6月发表的《对华新战略要素》，公开指责中国新近立法与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相悖，并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对欧洲经济形成冲击。⑩总之，全球化在美欧民众中的形象不断下降，甚至变成了一个“脏”字。(11)在“反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备受压力，以至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区分政党的标志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左或右，而是开放还是保守，如欢迎移民还是拒之门外、开放贸易还是保护国内产业、支持文化交流还是进行文化保护。(12) 西方国家过去一直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如今却成为阻碍力量，主要原因在于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不力，经济和社会困境日益凸出，民众抵制情绪滋生。从内部看，国内贫富分化日益拉大，这是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最根本原因。美国皮尤中心数据显示，美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被视为橄榄型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比重降低，穷人和富人的比重都在上升。统计显示，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达60％，到2001年已经降至54％，2015年进一步降至不到50％。(13)同时中高收入(包括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包括低收入)群体比重，2015年分别上升至21％和29％。贫富分化也是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很多中下层希望借公投给国家带来改变，进而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14)关注贫穷问题的国际组织乐施会2016年9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英国最富有的1％人口(约63万人)占有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约1300万人)财富总和的20倍，如政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2030年前将有40万家庭陷入贫困。(15)法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研究显示，贫富分化与全球化确实高度相关。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刺激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地点转移，发达国家对传统产业工人的需求日渐萎缩，尤其低技能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其处境难免恶化。(16)如果这种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全球化进程持续，社会底层很难看到扭转命运的希望，其“反全球化”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从外部看，竞争压力不断加剧。全球化为西方国家发起和主导，但它们不能完全掌控这一进程。新兴国家在全球化中“崛起”让发达国家“始料不及”，也确实带来了竞争压力。尤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盟经济陷入持续疲软，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难下、成员国间矛盾突出。美国复苏速度虽相对快，失业率也降到5％以下，但很多人从高收入岗位下滑到了低收入岗位，(17)“草根”处境并未改善。而一些新兴国家不再限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不断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英国商品贸易赤字占GDP比重在20世纪下半期基本保持在1％，但2000年以后迅速扩大，目前升至7％。《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这和中国入世有很大关系”。(18)再加上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盛行，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又被进一步放大，甚至被一些政治力量所利用，成为拉选票的工具，这在公投、选举等政治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间的经济矛盾也日益突出，这其中包括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英国与欧元区之间的矛盾乃至欧元区国家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导致英国脱欧、TPP可能被废除、TTIP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