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881X(2017)02-0059-10 熟悉伽达默尔的人都知道，他与德里达之间曾经有过几次重要的对话和交锋。两位哲人的首次相遇是在1981年4月25-27日召开的“文本与诠释”国际学术会议上。受法国学者福格特(Philippe Forget,1953-)的邀请，伽达默尔作了《文本与诠释》的报告，德里达向他提了三个问题，伽达默尔对三个问题逐一回应。此后，伽达默尔又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分别是1985年的《解析与解构》和1986年的《诠释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1988年2月初，两人再次在海德堡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相遇，会议的主题是“海德格尔与政治”，由于议题原因，两人间未出现理论的交锋。汉语学界关于两人间的论争已有基本的资料和相关讨论。最重要的当属孙周兴和孙善春收集并翻译的《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对上述文章悉加收录，足以了解论争双方的主要观点。国内首部研究伽达默尔的专著——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中，也辟有一节讨论①。戴登云、陶渝苏、张沛②等学者的论文，从多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孙周兴在《德法之争》一书的后记中写道，“事后几年里，伽达默尔对他与德里达的这次巴黎论战一直念念不已，以相继作了《致达梅尔的信》、《解析与解构》、《诠释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三篇文章，意在重梳他与德里达的异同，进一步回应来自德里达的对解释学哲学的解构论挑战。不过在德里达方面，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对此事件有进一步的反应”③。后记写于2003年。然而德里达方面并非没有回应，只是他的回应姗姗来迟。2002年，在伽达默尔逝世之际，德里达向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表示了敬意，他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他是对的!伽达默尔，我的西塞罗》的纪念文章。德里达写道：“我们在1981年会面时他对我的答复作出了以下的回应，我想说我对之完全同意，而且满怀对他的善意、微笑的大度和敏锐心智的敬仰。”④2003年2月5日，在伽达默尔逝世1周年之际，海德堡大学举行了一场纪念伽达默尔的学术会议，德里达出席并作了一场报告。这个报告的文本，同年以《公羊》(Béliers)为题在巴黎出版，此书的副标题为《永不停止的对话：在两种无限之间，诗》(Le dialogue ininterrompu:entre deux infinis,le poème)。 在很多学者看来，两位哲学家的首次相遇，解构和诠释学的这次狭路相逢，是一种“不太可能的论争”(improbable debate)⑤。正是邀请两位哲学家赴会的福格特对此次交锋作了如此的评价。在1981年的会议上，德里达显得富有攻击性。对此，《德里达传》的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整个1981年德里达都处于“似乎是最糟糕的情况”。首先是事业上的挫折：他申请了巴黎第十大学的教授职位，但并不顺利，最终获得职位的是研究马克思的拉比卡(Georges Labica)。其次，在此期间，他的身体也饱受疾病折磨。也许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不适使得德里达在会议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但是，如果尝试阅读德里达的其他一些文本，我们会发现他对伽达默尔和诠释学怀着较为温和的态度。在某种较宽泛的意义上，他的哲学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诠释学。我们知道，德里达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是“书写”(écriture)。而德里达本人的“解构”实践，通常也是通过对一些哲学和文学的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来展开的。在2003年底的一篇谈话中，德里达说道，“确实，我对于诠释、解读、阅读、诠释学，有着兴趣和义务感，不只是通过阅读在书本之中的文本，而且首先是在生命之中、在我所说的‘广义的书写’”⑥。在《公羊》一书中德里达首先谈到，他和伽达默尔之间都分享着某种“没有年代的忧郁”，是他那一代人所普遍感觉到的。回忆起两人在1981年的相遇，德里达承认，他们之间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一种奇怪的断裂，自己所说的话，只是间接地与伽达默尔相关。但是，德里达却感受到在他与伽达默尔之间，已经有着一种奇怪而浓烈的分有⑦。因此，在德里达看来，他和伽达默尔之间，应该有一种内在的对话。 一、德里达在《公羊》中与伽达默尔的对话及对策兰的解读 德里达在《公羊》一书的开场白中提到，他希望和伽达默尔之间能够展开一种内在的对话。那么，怎样才叫内在的对话？在第一部分，德里达明确地说：就是“让伽达默尔在我之中说话”⑧。德里达首先引述了伽达默尔在《解析与解构》(1985)一文的最后一段话：“尤其是，我们在我们时代丰富壮大到新的伟大的合作伙伴(他们来自全球性扩展的人类遗产)的对话，理当广泛地寻找它的会话伙伴，特别是那些与我们自己完全不同的对话伙伴。因此，那个让我关心解构的人，那个执着于差异的人，他站在对话的开端处，而不是在对话的终点。”⑨德里达在他的引用中特别强调了“对话的开端处”。在德里达看来，这样一个不断地寻找对话者的人，这样一种不断寻找对话的经验，远远不会轻易就达到一种和谐的对话，而始终是一种“缺失的”经验、一种错过的“相遇”。德里达进一步把这种经验称为“无家可归的”(unheimlich)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