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2-0095-08 国民政府在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有两次重要决策，一次是在1936年实业部设立农本局，决定以农本局作为主要提倡机关辅设合作金库；一次是在1942年决定提前成立中央合作金库，意在以此推动系统合作金融制度的建立。这两次决策恰在1935、1941年两次全国合作会议之后，这不是巧合。两次合作会议都聚合了来自政府、金融界和民间关注合作的各界精英，他们不仅在平时通过报刊等媒体及各种场合宣传合作，更利用会议的平台集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指出合作运动推进中的种种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在他们集中表达之后，政府随之出台相应决策，表明合作精英与政府的互动对推动制度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上，合作精英加强合作金融制度建设尤其是建立系统合作金融制度的呼吁，恰是农村金融制度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民国时期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与合作精英的设想有着巨大反差，这说明他们的行动和建议可以推动制度的演进，但左右不了其演进的方向，因为决定制度演进方向的是制度环境。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有关合作与农村金融的研究成果已然不少，①但多是研究这些问题本身，对于合作精英与政府的互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合作运动的发展、农村金融制度演进的影响则关注甚少，这正是本文要关注的议题。 一、合作精英及其对农村金融制度的设想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合作学说作为一种改造社会思潮被引入中国，进而由思潮演变为由国民政府推动、各种社会团体和金融机构参与的合作运动，希冀以合作救济农村，而国民政府更视其为实现其政策的工具。 早期传播、鼓吹合作的多是知识分子，他们以平民学社为主要阵地，宣传合作，其中最著名者是被誉为“中国合作化之父”的薛仙舟，他曾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金融、合作经济学和银行学等，接受了西方合作思想，尤其是德国的合作制度。其学生寿勉成、王世颖、陈仲明、侯厚培等不仅此时都是宣传合作的活跃分子，国民政府时期更成为著名的合作专家。早期宣传合作的还有于树德，曾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都帝大经济部学习，汇集日本的产业组合运动的资料，写就《信用合作社经营论》，回国后在各校任教时，以此为教材，是中国最早讲授合作社理论的学者之一。而章元善则通过其担任总干事的华洋义赈会在农村实际推行合作。 受早期鼓吹合作者的宣传，国民党、共产党乃至一些地方军阀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合作思想，对此后各政党及地方政府的政策都产生影响。孙中山在阐述三民主义时融入了合作思想，这也成为后来国民党将合作变为其政策的重要渊源，而陈果夫则是国民党内接受合作思想的最著者，自然成为国民党推行合作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国民政府执掌政权后，对推动合作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合作被定为国民党地方党部七项政策之一，国民政府则通过设立合作行政机构推进合作，与之相适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合作的宣传、推动和实践中。这些人除了早期的鼓吹者寿勉成、王世颖、陈仲明、侯哲葊、楼桐荪、侯厚培、姚溥荪、伍玉璋等外，有了更多的后来者，其著名者如王志莘、赵棣华、唐启宇、罗虔英、吴文晖等。这些鼓吹、宣传、推动合作者，不少人早年留学海外，如章元善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寿勉成曾留学美国研究经济学及合作事业，王志莘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银行系。他们或供职于大学、研究机构或社会团体，如章元善任华洋义赈会总干事，寿勉成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大厦大学、安徽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主任兼合作学院院长，王世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地政学院、浙江大学等合作经济教授，赵棣华先后任中央大学教授；或者是金融从业者，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担任经理等，如王志莘先后任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或者是政府官员，在各级合作事业管理机构任职，章元善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农本局合作指导室主任、经济部商业司司长，寿勉成任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央合作金库总经理，王世颖先后曾任社会部合作司司长、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赵棣华先后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兼会计局副局长、局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等。其中不少人身兼二重甚或三重身份。他们既致力于合作的宣传及研究，也参与推进农村合作的实践。他们是推进合作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合作精英。 合作精英们利用各种途径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诸如创办《平民》周刊、组织平民学社，利用各种报刊发表论著，出版著作，在各类学校开设合作课程、举办各种合作讲习班、训练班，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全会及常务会议上提出各种议案，国民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国合作会议更是他们集中表达自己观点和主张的平台。他们对合作的宣传和研究是全方位的，合作金融是其中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对合作金融的宣传、研究和推动，注重将理论介绍、经验教训总结与实践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