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01-0079-10 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领导民主革命和执政的过程，是中国由皇权政治转变为现代政治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从同盟会创建到1949年国民党大陆政权崩溃，仅有42年，但这短短的42年却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个例，是全世界现代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由传统王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转变，但每个国家转换的方式各有不同。中国的这一转变，由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领导实现，转变的过程呈现出十分鲜明的中国特点。在众多鲜明特点中，国民党所选择革命建政的文化基础与政治方略的不相适应，导致“过渡时期”的复杂局面与最终失败，是最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学界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与蒋介石时期国民党政权的摇摆不定和最终崩溃已有极其广泛的讨论，成果十分丰富。但人们至今尚未从世界现代转型的大背景视角对国民党领导改变皇权政治过程中对新文化“地基”与新政治形态选择之间的错位与成败加以讨论，并从而揭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特点。而这一讨论，对认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及其走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挫折 国民党的事业始于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基本纲领，一经创建就确立了夺取国家政权和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开启了现在人们所知的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的进程。众所周知，其“创立民国”纲领的具体目标即实现三民主义，建立以“立宪共和政体”为标的政治制度和在财富平等上超越英美的经济制度①。十分明显，同盟会选择了西方现代文化为其观念基础。对这一点，孙中山有明确的论定，他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而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他还进一步说明，实现“共和”就是实现“世界真文明”的主要体现②。孙中山的解释清楚地表明，同盟会成立时已十分肯定地选定西方文化为其革命与建国的文化基础，或者说基本价值观“地基”。在具体设计中国国体政体时，孙中山认为欧美三权分立不符合中国国情，提出五权宪法论，并认定西方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提出毕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其功于一役，建构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的新国家③。但是，从总体上看，孙的思想仍然未超出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鉴于上述文化指向，辛亥革命的宣传家们在领导革命时期，曾对西方价值观作了一定的阐论与宣传。朱执信指出，人生价值的体现“最重为现在幸福、将来希望、自由、名誉及家庭关系五者”。追求自己的快乐是人的天性，也天然合理，一个人“快乐愈多，苦痛愈少”，就“有更高之生存价值”。而“国家之制度，为增进生存价值之一手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才是需要的④。章太炎进而指出，世界上“离人以外”，别无“主体”⑤。他说，人“为生气所流，机械所制，非为世界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为他人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所谓“责任”，完全是“后起之事”。他认为，人为社会尽责有两种形式：一是“为他人尽力，利泽及彼而不求圭撮之报酬”。这种尽责产生于人的“隐爱之念”。二是“与他人戮力，利泽相当，使人皆有余而吾亦不忧乏匮”。这类尽责是“社会趋势迫胁以成”。而人所以事实上不得不尽责于社会，乃是因为人不可能不“借力于人”，既需“借力于人”，也就“不得不以力酬人”。只要“无所借”，也就毋庸尽责。责任形式不一，但都是生后之事，“并非先有自然律为人规定”⑥。人既然并不存在对社会的天然责任，本质上就是自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类言论，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界宣扬的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完全一致，表明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的目标，是要在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文化观念的地基上，创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辛亥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在推翻清王朝。但同盟会成立之际，清王朝也开始了以建构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预备立宪进程，这一目标很大程度上与革命党人建国方案具有同质性。虽政体有别，国体却都为资产阶级性质。这决定了革命党人以西方自由民主动员民众参与反封建革命，远不如以反满动员大众推翻清王朝更方便与有力。因此，在革命进程中，同盟会并未对其选择的西方文化及其政治体系进行广泛宣传，而是尽全力宣扬反满革命，其喉舌《民报》几乎始终通篇作反满宣传。尽管如此，在孙中山的主观意识中，按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建造中华民国的基本思路却并未改变。武昌起义成功后，中华民国随即成立。孙中山曾在回复蔡元培等关于编纂《国史前编》意见时明确表示不同意将会党写入《国史》。他说，“秘密会党”尽管参加过反满革命，但其“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只知反满，“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因此，不能将其“杂侧于民国史中”，只可另编为“秘密会党史”⑦。这段未被广泛关注的言论，虽然形成于1919年年初，但显然并非此时才形成的思想，而是他和他领导的政党文化选择一以贯之的表征。正是出于不变的文化认知，孙中山在民国政治初建过程中，制订了《临时约法》等一系列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政方针，以保证中国人民同享“自由人权”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