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全球从未像今天一样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交往变得日益广泛而密切，这种联系和交往速度亦前所未有。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长期有数十万学者和学生在海外讲学、游学、访学、留学，而外国学生在华学习已成常态。每到假期，不少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考察、开会，参与学术合作。与此同时，大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已在世界各地陆续取得教学和研究职位并在当地立足，为所在地教学和科研发展扮演重要角色，并长期在世界各地进行稳定和频繁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参与世界学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当今世界学术之贡献，早已远远超过20世纪。将来的学者如果要书写这个时代的学术史、思想史和史学史，将面临海量的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录像等资料，要想清理出一个清晰图景，将更为不易。而这种中外学术交往的程度在半个世纪以前不可想象。 冷战时期的中外学术交往远不如现在密切，六七十年代大约是最令人扼腕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因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原因使中国与居于对立阵营的欧美学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另一方面，随着1960年中苏交恶而不再有密切的中苏科技和学术交往。在中国内部，尽管不乏重要成果出现，但总体而言，学术发展较为缓慢。回顾历史，实际上在1958年以前中外学术交流相对活跃，其中尤以1956年最为活跃。根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在这一年中，中国有七十六位科学家分别出席了在荷兰、巴西、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十三个国家举行的十六个国际科学会议。除了在巴黎举行的青年汉学家会议以外，其他十五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国都是第一次参加。此外，中国科学家还出席了一国举行的三十多个科学会议。去年，中国科学家只参加了四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和一国举行的二十一个科学会议。”①在1950年代，只有美国学者因为受朝鲜战争影响访华较为困难，欧洲学者则常常来访，中国学者也偶尔去西欧参加学术会议或以文化代表团名义出国交流。有一些学术交往随着近年各种资料的陆续披露，图景越来越清晰，比如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The Conferences of Junior Sinologues)，便是一例。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自1948年至1972年几乎每年轮流在欧洲各地召开，仅有两年中断：一是1960年莫斯科会议因为参加人数过少而取消；二是1968年布拉格会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导致当地政治形势恶化而取消。虽然中国大陆学者仅参加了1954年莱顿第8次会议和1955年巴黎第9次会议，但在当时均引起国际学界很大轰动。中国学者虽然缺席后来的几次会议，但两次参与西欧会议，让大陆史学界内部当时热议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在欧美学者中间引发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这种兴趣既受当时欧美中国学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启发，也与冷战初期国际政治形势、冷战初期欧美学者的思想左倾密切相关。当时以政治立场而言，西欧学者和苏联、东欧、中国学者分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而在两大阵营内部，各个国家、地区的学者内部却存在思想立场、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当时西欧学者普遍思想上左倾，一些学者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颇有好感，而在中国港台地区，却有一些学者对西欧学者的思想左倾抱敌视态度，这样在各国学者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和思想群体。这些复杂的政治、思想、学术冲突，在这些会议上表现甚为突出，值得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进行仔细分析。 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往事，不仅当时会议组织方留下了若干档案文献，如当时的会议手册等，也有不少学者的报道，如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会后在国内多家顶尖报刊上发表的报道②，意大利学者郎乔蒂(Lionello Lanciotti)在罗马学术期刊《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的报道，美国学者马若德(Roderick L.MacFarquhar)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评论，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章时也提到了这些会议③，台湾学者方豪在会后也发表了会议观感，从中可以看出会议背后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冲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年参与会议的学者陆续出版了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些会议，比如美国学者费正清、牟复礼(Frederick Mote)，德国学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中国学者周一良、张芝联等等；而近年出版的夏鼐日记也提供了有关他参与会议的详细记录④。除此之外，当年的旁观者和参与者还留下了一些往来书信，比如杨联陞与胡适的通信、李济与张光直的通信等等，都保存了有关这些会议的一些议论。这些文献给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它们各有侧重，常常可以互相补充其他材料忽视的一些细节。无论如何，新史料常常会促进当代读者对历史的新知，并引发读者对历史事件的重新思考和认识。 各国学者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对于国际学术共同体(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入江昭指出，国际学术界在近二三十年来已经意识到必须重视跨国议题研究，这些重要跨国议题包括环境保护、疾病控制与防治、人权议题、文化交流等等。这些议题不仅涉及到多国政府组织和机构，也涉及到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入江昭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关注国际教育交流以及相关项目，他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社区(global communities)的整合和形塑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⑤。在我看来，国际会议实际上也同样在全球社区的形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国际中国学会议即有将全球中国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学全球社区(a global community of Chinese Studies)的重要作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一开始只是青年学者之间较为松散的联谊活动，后来形成了有计划、有目的、有制度的国际大会，轮流在西欧和东欧各大城市举行，并吸引了来自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学者参与，对于构建冷战时期的国际中国学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