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是个舶来品。舶来品，总会有出于各种目的的正宗与非正宗之争。鉴于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大陆乱象丛生、众说纷纭的状况，确实到了该争一争的时候。在我看来，大陆文化研究的现状并不是繁荣，而是错乱的概念、以己意度之的想象和错误的历史认识、身体与思想的严重分裂等因素造成的繁杂和纷乱。 虚假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几乎所有不能纳入现有学科体制和范畴的对象都成了文化研究的题目，特别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优衣库、牛仔裤，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宜家家具、房地产广告，地铁、高铁、私家车；具体到文化消费领域，则有传统的电影电视和其他形形色色大众文化的研究，其中最多的或许就是所谓的粉丝文化研究；传统的文学研究边界也在不断被突破，除一般的阅读研究外，近年繁荣的网络文学产业也成为关注的对象；也有面向新媒体技术生产的博客、微博、微信，乃至基于电脑及网络技术兴起的游戏，诸如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网)页游(戏)等研究；而在社会领域的性/性别研究中，同性恋无疑是最热的话题，此外还有老少恋、姐弟恋、虐恋、网恋等研究；基于特殊群体的广场舞及广场舞大妈、城市青年的亚文化研究；也有一些对新工人及其文化的研究，乃至乡村文化研究……看上去，真是繁花似锦，欣欣向荣。于是，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不是学科的文化研究在学术对象的范围上超过了所有学科，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俨然开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学术领地。 不是说上述种种都不是文化研究，也不是说这些都不能成为文化研究的课题。关键是，文化研究绝不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无边无际。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在大陆的指向性越来越模糊，远远偏离了当年英国文化研究的初衷，以及随后形成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说严重点，除了共享一个名称之外，中国的文化研究似乎与英国当初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多少关系。因为，在上述所谓文化研究的文本中，基本上看不到关于当代中国的阶级分析，谈不上真正的政治，或者将这些问题笼统地处理，将各类群体抽象化；从中看不到多少真正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批判，更看不到对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的深入剖析，遑论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思考和创造性规划，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被抽空了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所谓权力。在这里，文化研究似乎只是一个与消费主义的狂欢并无多少区别的体制化的学术生产方式，甚至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智力游戏。十多年前，我们的文化研究就被批评为“小资化”，甚至被刻毒地指为当年的流行女装“吊带衫”，被指斥为堕落。①然而，相隔十多年，这样的状况非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愈演愈烈。这究竟是“文化研究的陷阱”，还是又一个异地而生的逾淮之橘的故事?难道文化研究就是个无所不包的篮子，捡进来的都是菜?不错，文化研究确实反对“唯名论”，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名实之间可以如此脱节，造成十足的名存而实亡的结果。在我看来，或许问题的关键是对始于英国的文化研究的历程不了解，以及误读和曲解。换言之，是对文化研究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都缺乏深入的思考，对文化研究之于当代中国的必要或不必要，延续的基本上是80年代引入西方学术思潮的思路：武器不问出处，武器不问用途，一言以蔽之，去历史化、去语境化乃至去政治化的知识化。 1985年，雷蒙·威廉斯针对当时很多人对新千年的憧憬，写了一篇题为《倒退着走进未来》的短文。威廉斯看到了社会主义面临危机，他不认同盲目相信新千年的美好然而简单的愿望，也不赞成将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这一盲目的信念之上，对绝大多数人心中产生的“绝望与悲观”更难以接受。面对甚嚣尘上的“消费的欢乐声”，威廉斯依然在现实中捕捉到了令人欣慰的信息：“虽然现代社会主义面临着这些作祟的灰色思想，那些对社会主义矢志不渝的人们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灵活性、精力和信心。”这种灵活性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中吸收了真正的力量”。然而，威廉斯意识到，在吸收各种力量的同时，也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偏差，他因此说，“我们必须从知识上区别社会主义思想和那些虽然相关但仍不同的进步思想。”②这里无法讨论具体的问题，虽然今天社会主义遭遇的危机更甚于威廉斯写作该文的时代，但我仍然要冒避重就轻的危险来说说他的思路和方法，因为对文化研究而言，方法也是其意涵的组成。简单地说，我们必须从知识上区别文化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与那些虽然相关但并不相同的学术，换言之，“灵活”需要谨慎。 方法总与内容相关。“倒退着走进未来”就是威廉斯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法。倒退，当然不是退进历史之中，“倒退”乃是要从历史中寻找力量和资源，发现，甚至发明能够创造美好未来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文化研究更充分地展开，我们也需要倒退着进到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去。 而且，这也是克服一般知识论的局限的有效方法。一般的知识论总是从对该知识对象的界定，即定义开始，然而当这一传统知识论的生产模式遭遇“文化研究”这一特定对象的时候，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作为专有名词的“文化研究”是一个有边界的知识对象吗?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作为文化研究经典的《文化与社会》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还是此后作为文化研究者必读的阿尔都塞和葛兰西，都无法纳入一个可被称为“文化研究”的独立的知识体系中，包括被特里·伊格尔顿称为“无法归类”③的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但无法归类并不就意味着它一定属于文化研究。 然而，已有的研究虽不至于汗牛充栋，却也在其诞生以来近一甲子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就，甚至被一定程度地经典化了。同时，就大陆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经历了中国和世界相互深入的史无前例的过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并逐渐结出了一个充满阐释空间的果实。知识界对这一进程本就存在分歧，如今，在果实落地，并且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再生后，分歧大有更进一步演变为分裂的迹象。也就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化研究进入了大陆知识界的视野，甚至可以说，文化研究正是因为既有的知识无法阐释这一进程中涌现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而成为思想界的选择。然而，一方面因为90年代的现实尚处于暧昧不明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对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文化研究的译介不充分，对它的理解还处在接受、消化的阶段，随着文化研究理论旅行的逐渐深入，也伴随着现实的逐渐明朗，或者说很多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恶化，对文化研究的理解和运用，同样显现出分裂的征兆。面对这样的状况，回到源头，正本清源，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路径，虽然源与流之间并非必然或必须有一个对应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