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茱莉亚来到巴黎” 弗朗索瓦·多斯权威性的两卷本著作《结构主义史》第35章的题目是“1966年：奇异之年——茱莉亚来到巴黎”。上述的“茱莉亚”当然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正如多斯这样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在法国的知识分子传说中，克里斯蒂娃从她的故国保加利亚来到巴黎，获得了一种类似于基督重临时的光晕。她是戴高乐“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Europe stretching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Urals)概念的受益者，于1965年获得法国奖学金，来完成关于新小说的论文。她怀揣着5美元，在平安夜到达巴黎。因为奖学金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两个月，她不得不依靠聪明才智与谚语所说的“陌生人的仁慈”(kindness of strangers)来养活自己。正如她对一个采访者所解释的那样，“我将给你略去故事情节的种种波折”。① 克里斯蒂娃计划在文学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巴黎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彻底转变了。结构主义时尚意味着社会学——被《太凯尔》派长期嘲笑为“唯社会学论”(sociologism)，是“落伍的”(out)，而“文本性”是“时髦的”(in)。克里斯蒂娃转而效忠罗兰·巴尔特，而巴尔特有时似乎从她那里学到的东西与她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多。此后她加入列维-斯特劳斯著名的人类学研究室，并参加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拉康“研讨班”，这个“研讨班”近来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转到索邦大学。(70年代中期，克里斯蒂娃好像也接受过拉康的分析)。事已至此，无法改变。 她到来的时机本来是不可能比较顺利的。恰恰在结构主义加强了对巴黎知识分子理论控制的那一刻，它的局限性也被强烈地感觉到了：一种偏爱体系、精确、逻辑和栅格的阿波罗精神；对戏谑、多价和矫揉造作的相关忽视——标新立异的法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例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青年学生一代将以此种方式来反对形形色色的“主人思想家”。 克里斯蒂娃到了巴黎，及时参加了知识分子盛大竞赛的新一轮重要范式的改变：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她的东欧知识背景足以让她年仅24岁时就成为主要参与者。她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熟悉俄国形式主义的传统，她还精通俄国文学批评家米克哈伊·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在对拉伯雷(Rabelais)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开创性研究中，巴赫金发现了迄今仍被忽视的文学文本的对话维度：伟大的文学文本在往往相互矛盾的众多声音中进行言说的方式。巴赫金证明了《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和《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等小说如何具有一种不可化约的话语复调性的特点，由此证明了具有传统思想的文学批评家热衷的作者凝聚力和叙述统一性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人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教廷大法官的情节，其中伊万和阿廖沙难忘地争论一种堕落人类如何对基督重临作出反应的僵局)巴赫金也表明他们处于与以前文学作品和文学传统的对话关系之中(例如有人会想起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对骑士小说的不朽戏仿)。因此，他能给文学研究增加一种历时的和历史的维度，弥补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最大缺陷。对立于西方基于封闭、总体性、有限性和结构不变量的压抑性戒律的科学话语，巴赫金阐明了文学文本如何在内在本质上是多价的、去中心的和狂欢的。 在苏联的语境中，巴赫金的著作产生了“持不同政见的”、暗中削弱共产党单义真理主张的功能，而共产党以单义真理的名义继续实施毫不妥协的独裁统治。在60年代的法国，情况与之相反，尽管巴赫金著作的政治意义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认识论的意义是巨大的。他的文学对话方法可以看作是为颠覆结构主义严肃的、反狄奥尼索斯的刻板风格提供了理想的概念手段。克里斯蒂娃创造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来传达巴赫金的观念——文本“被建构为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② 因此，克里斯蒂娃吹响了后结构主义的号角，反对传统语言学的分类与排斥，她断言传统语言学只适合于加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编码”(social codes)。随后，后结构主义者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闭塞性和局限性——与结构主义一起被视为那种范式的最新化身——发起的猛然攻击将与福柯揭露“权力”的话语根源与认识论根源的尝试融合在一起。1974年在《诗学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一书中，克里斯蒂娃嘲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刻板性是“档案员、考古学家和恋尸癖”的毫无生机的逻辑构思。“这些静态的思想”，她继续写道，“悠闲沉思的产物远离了历史混乱，坚持寻找语言的真实，使悬于半空的表达形式化……聆听着一具沉睡身体的叙述：安睡的身体，离开了它的社会历史的交叠，远离了直接体验”。③通过摧毁结构主义对整个统一体和形式局限性的迷恋，文本性(文本之间的对话性相互作用)将暴露语言学于无限游戏的陶醉之中。 面对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可以重新表述如下：就所有智力活动的“逻各斯中心的”(logocentric)偏见对享乐(jouissance)、他性(otherness)和差异实施了系统性的压抑来说，是否有可能构想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公正地对待这些迄今为止边缘化的、被排斥的要素的新理论范式呢?克里斯蒂娃的解决办法是一种她将其命名为“符号分析”(semanalysis)的语言方法。作为一种融索绪尔、拉康、弗洛伊德、马拉美、“女性中心的女权主义”(gynocentric feminism)和“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为一体的混合物，符号分析是克里斯蒂娃的特有贡献，有助于她对继承而来的理论范式和话语政制实施一度流行的拆解行动。 也许符号分析的缺陷是它不加批评地接受拉康的欲力理论。根据拉康的理论，从想象界向象征界的转变意味着从原初自恋转向潜在守旧的“文明”价值的内在化。在这一点上，拉康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中对原始部落屈从于种种摒弃的方式的叙述有相似之处，而这些摒弃是由“父法”(law of the father)强加的。在弗洛伊德的寓言中，兄弟谋杀原始父亲之后被内在化的罪恶与社会超我的构成相一致——文明对基本的本能性限制所施加的向内投射。然而，在拉康把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结论嫁接到这种极具影响力的弗洛伊德神话之后，他从儿童臣服“父之名”(le“nom”du père)的角度——所谓的菲勒斯法则(law of the phallus)(阉割的威胁)以及相伴随的惩罚与压抑——描述了从原初自恋向象征界进行的个体发生方面的转变。弗洛伊德坚定地支持理性自我的发育，这个理性自我游弋于欲力的倒退性诱惑与社会整合的诱惑之间，而内在于拉康关于个体发生的叙述之中的是对作为原初自恋仓库的想象界进行一种完全非弗洛伊德式的描述。拉康的心理拓扑学理论将想象界描述为一个我们在通向对象征界的误读的道路上所抛弃的(尽管从没完整的)、自由快乐的前语言学领域。最终，对于拉康来说，象征界有可能凝结为一种未缓和的社会整合的维度。通过语言和社会化形成的自我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习俗的观念。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