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于文化政治地狱的《太凯尔》(上)

       哦，我对左岸进行了调研。我曾在大学里与那些腋下夹着《太凯尔》杂志到处游荡的人交朋友。我太熟悉那种垃圾杂志，你甚至不忍卒读。

       ——菲利普·罗斯：《反人生》

       20世纪60年代，《太凯尔》在文学造诣极高的主办者菲利普·索莱尔斯的领导下声名狼藉地追逐着几乎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知识潮流：新小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一点也不足为怪的是该杂志的政治忠诚同样是反复无常的。在培育了一种谨慎的“非政治主义”(apoliticism)后，它突然跌跌撞撞地从最僵化的斯大林正统观念中冲出来，转而同样狂热地去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一个革命浪漫主义例子，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在一次著名的1974年北京旅行中达到顶点。作为共产党的忠诚分子，《太凯尔》派与“五月风暴”“失之交臂”。在一个如今传奇的事件中，索莱尔斯——顺便提一句，他的父亲是波尔多重要的工业家——极力谴责学生运动缺乏无产阶级品质。不同于萨特和福柯，《太凯尔》派回避了毛主义学生团体，在“五月风暴”后的岁月中，这些团体正试图改造法国的政治风景，通过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特质转译为一个法国固有的习语——“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术语。而作为文学知识分子，他们容易被毛泽东这一人物形象所诱惑，这一形象既像一个空谈的哲学家——好像一个现时代的哲学王——又像一个诗人。因此，《太凯尔》群体发誓直接效忠北京。大字报(中国大规模的墙壁海报)开始装饰位于时尚的雅阁街(rue Jacob)的《太凯尔》办公室。

       《太凯尔》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关系到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突然从一个一文不名的保加利亚奖学金学生一举成为左岸备受推崇的人。不同于索莱尔斯，他的著作几乎没有找到大西洋彼岸的回声，而有关美国人接受法国理论的史话，如果不详细叙述克里斯蒂娃的关键性作用就不可能被书写。像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一样，她赌注中国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主义时代中可以在其他道路均已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最后，《太凯尔》派当然像法国其他左派分子一样遭到了应有的谴责，而且幻想破灭。他们采取极端措施，破釜沉舟，埋葬了他们自己的文化革命的过去，解散了《太凯尔》，并创办了一份新的、替代它的纯文学刊物《无限》(L’Infini)。作为一种对其先前的政治失策(与效仿许多前左派分子)的赎罪行为，他们也在70年代后期吵吵闹闹地支持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业。

       的确，恰恰这一极为奇特的故事，要想完全理解它，就必须完整地加以讲述。

       一、只为了艺术

       1960年3月，一本新的文学评论杂志出现在巴黎街头，杂志封面上公然炫耀着尼采的格言：“我想拥有这个世界，我想按照它本来的样子(telquel)拥有它，我一再想拥有它，永远拥有它；我贪得无厌地大喊道：再来一次!——不仅仅为了我自己，而且为了整出戏剧和整个表演；也不仅仅为了表演，而且基本上为了我，既然我需要表演——因为它需要我——而且因为我使之成为必要的。”①这份评论杂志是23岁的波尔多青年菲利普·索莱尔斯(本姓Joyaux)的创意，大家常说他命中注定是为了辉煌的文学事业而生的。索莱尔斯20岁时，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挑战》(LeDéfi)就获得了费内龙奖(Fénéon Prize)。一年后，他的小说《一种奇特的孤独》(Une solitudecurieuse)赢得了天主教小说家弗朗索瓦·莫利亚克( Mauriac)和超现实主义神童、后转变为斯大林主义者的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高度评价——这当然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组合，令人生疑的是这两位来自政治光谱对立端的文学巨匠除了认可索莱尔斯的杰出才华之外到底能否就其他事情达成一致性意见。对于索莱尔斯来说，他早年就聚焦于文学赞誉的荣耀，因而他做事谨慎，不留漏洞。在他意识到才华与成功在巴黎知识分子政治的超政治化氛围中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具有关联性后，他就有条不紊地培育那些可以将他置于文化快速通道的社会关系。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太凯尔》的主编——这是由进步的天主教出版社瑟伊出版社(Seuil)所表现出来的高度信任。不过，巴黎出版商不断地寻找下一个文学轰动性人物——下一个纪德，下一个萨特，鉴于索莱尔斯令人赞叹的成就，瑟伊出版社把赌注押在他身上似乎是很好的决定。

       刊在杂志封面上的尼采格言被视为一种挑衅，因为《太凯尔》的事业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层面上直接反对统治法国的思想主人萨特。虽然他在1964年出版《词语》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快60岁了，但是萨特的“星运”毫无疑问开始走下坡路，决定其继承人的连续争斗显然已经开始了。他在50年代早期，也就是忠诚的亲莫斯科时期，当然有过令人尴尬的政治失策。此外，他在40年代和50年代所倡导的存在主义突然不流行了，不久就被据称是更加严密的结构主义方法所取代。不过，通过1948年有影响力的小册子《什么是文学?》——在这本小册子中，萨特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占领时期的阵痛之后唱出了“介入文学”的赞歌(“假如文学并不是一切，那么它就一文不值。这就是我所说的‘介入’。”)②——哲学家萨特为那种已变得不可能忽视的文学努力树立了标杆。因此，正是在反对文学行动主义信徒萨特的意义上，索莱尔斯及其同仁才在《太凯尔》的创刊号上瞄准了目标。像萨特一样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痴迷于“改变世界”的律令，而索莱尔斯在尼采“爱命运”(Amorfati)思想的启发下试图返回到上一代人颓废的唯美主义——普鲁斯特、瓦莱里和纪德那代人。正如杂志编辑人员在创刊号上所宣布的那样(以斜视萨特及其同仁的方式)，“空想理论家长久地统治着表达……现在该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了；容许我们去关注表达本身、表达的必然性及其特殊法则”。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