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1-0016-10 一、集体记忆——一个虚假的概念? 我们无须说服他人相信有“个人记忆”之类的事物存在，因为记忆本来就是附属于每一个独立个体的。那么，记忆是否可以附属于群体呢?虽然“集体记忆”的概念颇为盛行，并且围绕这一概念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仍有一些固执的怀疑主义者坚决否认这一概念具有实际意义。诚然，创造一个新的概念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我们如何确保这一概念具有现实性。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是众多怀疑者之一，她质疑进而否定这一概念的意义。在《旁观他人的痛苦》一书中，苏珊·桑塔格这样写道：“人们认为照片是一个社会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的思考对象的组成部分。人们称这些思想为‘记忆’，而这种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成‘虚构’。因此，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什么集体记忆的概念。”她坚持认为： 所有的记忆都是个别的、不可复制的——随个体生命的消亡而覆灭。集体记忆不是一种记忆，而是一种规定：这很重要，这记录了事情的缘起，并且用画面将故事定格在我们的头脑中。意识形态创造出已经查验并存档的意象，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概括了具有重要性的普遍观点，并激发出富有预见性的思想和感觉。[1]85-86 在桑塔格看来：社会可以选择、思考、发声，但是不能记忆；它可以无意识地选择，非理性地思考，甚至沉默地诉说，只是，它没有记忆，因此什么都无法记起。关于“记忆”的限度，桑塔格作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记忆不能脱离器官或机体。作为大脑及其神经网络的一部分，记忆与个体生命紧密相联，并随个体生命的死亡而终结。这一合乎情理的观点有着无可辩驳的依据。这种断言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也许并不完整。 自传式记忆将我们与他人在关乎存在的意义上区分开来，这一点毋庸置疑。经验记忆是被表征的，因此无法在个体之间进行传递。但是，当我们强调个体经验所具有的唯我论特质时，我们忽略了记忆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是我们与其他个体的相互作用，二是我们与外在的符号和象征之间的相互作用。自传式记忆无法通过他人得到具体化，但可以与他人分享。它们一旦以意象的形式被描述或表现出来，个人记忆就成为主体间符号体系的一部分，严格说来，也就不再具有专有的、不可让与的属性。用普通的语言媒介将它们进行编码，它们可以被交换、分享、证实、确认、纠正、争论甚至盗用。此外，众所周知的是，有时候我们的经验是由别人传授继而融入到自己的自传式记忆中的，而它很难与我们的亲身体验明确地区分开来。同样，我们也很难将书籍或电影中的见闻与我们的亲身体验区分开来。口头叙述、文本和照片是自传式记忆的重要来源，它们解释了为什么个人记忆与共享的物质符号(如文本和图像)之间的界限有时候很难划定。 其实桑塔格也可能会承认上述观点，而前提是我们对思想和记忆作出区分。“思想”指大脑的认知部分，我们在其中建立起一般的概念，通过文本和图像吸收外部知识并对其进行重构。桑塔格承认“集体教育是存在的”。[1]85心理学家区分了“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和“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这一问题。[2]语义记忆与大脑的学习和存储能力有关，它由集体教育获得，我们不断地学习、获取并记忆将我们与他人以及世界连接起来的一般化和具体化的知识；而情景记忆将纯粹的个体事件作为个人体验保存起来，它虽然可以被交流或交换，但无法在个体间传递，除非通过外在的表现而改变经验的性质。 当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公认的记忆理论奠基者之一)在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时，他已经意识到可能会引起的误解。为了消除误解和疑虑，他将集体记忆与“社会框架”(socialframe)概念结合起来。因为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的概念无法脱离“社会框架”的概念而得到理解。他写道：“没有哪种记忆是外在于社会框架的，社会成员通过这一框架确定并恢复他们的记忆。”[3]43哈布瓦赫在社会框架的意义上规定集体记忆的含义，因此他采取了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而这也将他与集体虚构者或实在论者(如赫德[Herder]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区别开来。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不是一个“虚假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创造性和颠覆性的概念，具有开启一个全新研究领域的能力——这一点已经在六七十年后得到了证明。 对于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将集体神秘化或涂上政治色彩的做法，我们产生了合理的怀疑，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人都不是茕茕孑立，而是与其他人形成多样关系的。人们成为不同群体的成员，并在各自的社会框架中理解“集体”概念。社会框架是一个或隐晦或直接的结构，包含着共同的关切、价值、经验与叙事。家庭、邻里、同龄人、同代人、国家和文化则是更大的群体，其中的每一个体将其视作“我们”，并形成身份认同。每一个“我们”通过共同的行为和话语得以建构起来，划定界限并确定容斥原则。为了成为集体(比如国家)中的一员，我们必须共享或接受集体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将远远超越个体生命的长度。个体通过认知学习，以及有关身份认同和纪念的情感活动，参与到集体关于过去的想象之中。过去不是被“记住”，它需要被“记忆”。集体记忆是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之间的桥梁：它需要通过学习获得，但只有通过内在化和仪式化的参与，它才能建立起对于“我们”的认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对这一观点有过明确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