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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那种能够使人类形成身份认同的能力，它能够完成时间与身份认同的综合。记忆是带有某种认同—索引的知识，关于人自身的知识。但记忆不是完全开放和弥散的；在个人、世代、政治和文化各层次上，总存在将记忆与时间和身份认同的特定视野联系起来的各种框架。可以从内在、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将记忆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分解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有利于将被他排除在外的文化领域纳入记忆研究。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记忆和识记方式，二者在内容、形式、中介、时间结构、参与结构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
然而，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创造了与第三层面，即文化层面有关的“社会记忆”一词；他似乎是将各种图像，也就是说文化的对象化，当作记忆的载体之第一人。他的主要课题是研究西方古典时代的“来世”(死后生活[Nachleben])，并把这一课题称为“摩涅莫绪涅”(Mnemosyne)①，即古希腊“记忆”一词，以及九个缪斯女神之母。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瓦尔堡专攻他所谓的图像记忆(Bildged
chtnis[iconic memory])；但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形式的接受史的一般方法，也可应用于所有其他象征形式的领域。[6]这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的约瑟夫小说②四部曲中努力做的事，这些出现在1933年至1943年间的小说可能被列为最先进的尝试，它们尝试着重建特定的文化记忆——这种情况下人们生活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巴勒斯坦和埃及，同时尝试着想象出我们的欧洲文化记忆及其反犹主义期间的犹太人基础。[7]但是，无论是瓦尔堡还是托马斯·曼，都没有使用“文化记忆”一词；这一概念仅在过去20年中才得到明显的发展。因此，只有从那时起，个人、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中的时间、身份认同与记忆之间的联系才越来越明显。 “交往记忆”一词的引入是为了详细描述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与我们对“文化记忆”的理解之间的区别。[8]210-224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在此意义上，它是由若干人共享并向这些人传达的一种集体的，也就是说文化的身份认同。但“集体记忆”一词的发明者哈布瓦赫小心翼翼地坚持他的排除了各种传统、传播和迁移的领域的“集体记忆”概念，我们建议将其归入“文化记忆”这一术语。我们通过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分解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而保留了他的区分，但我们坚持将他所排除在外的文化领域囊括在记忆研究中。因此，我们并非主张用“文化记忆”取代他的“集体记忆”；相反，我们将这两种形式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记忆(modi memorandi)、识记方式。 二、作为记忆的文化 文化记忆是一种机制。它被外化、对象化并以符号的形式储存，不像言语的声响或手势的视觉，这些符号形式是稳定的、超越情境的：它们可以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迁移，并从一代传递给另一代。作为记忆载体的外部对象在个人记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我们的记忆，我们以我们所具备的人类心灵来拥有的记忆，只存在于不仅与其他人类的记忆，而且也与“事物”、外在符号不断的交互作用之中。对于诸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著名的玛德琳蛋糕(madeleine)，或各种人工制品、物件、纪念日、节日、图标、符号或景观等，“记忆”这一术语不是一种隐喻(metaphor)，而是一种建立在有记忆力的心灵与回忆对象之间的客观联系之上的转喻(metonym)。事物并不“拥有”自己的记忆，但它们可能会提醒我们，可能会触发我们的记忆，因为它们带有我们投向它们的记忆，诸如各种菜肴、宴会、仪式、图片、故事和其他文献、风景，以及其他的“记忆场所”(lieux de mémoire)。在社会层面上，对于群体和社会，外部符号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各种群体当然并不“拥有”一种通过像纪念碑、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其他增进记忆的机构这样被解释为提醒标志的事物来促使他们自己成为一体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记忆。[8]不同于交往记忆，文化记忆为了在世代的序列中能够被重新具体化，还以无形的形式存在，并且需要保存和重现(reembodiment)的机制。 这种制度性的特点不适用于哈布瓦赫所谓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我们建议重命名为交往记忆。交往记忆是非制度化的；它不为任何学习、传播和解释的机构所支持；它不为专家所培育，它也不会在特殊场合被唤起或被庆祝；它也不被任何形式的物质符号化所形式化或稳定化；它活在日常的互动和交往中，并且正因为如此，它只有有限的时间深度，通常不会超过80年，也就是三个交互作用的世代的时间跨度。尽管如此，存在着各种框架、“交往类型”、交往的传统和主题化，以及最重要的，将各个家庭、团体和世代联系在一起的情感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