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起，外国文学作品对华人群体形成了定型化的想象。西方文学中的华人是野蛮、猥琐、奸诈、颓废、愚昧、软弱的代名词。19世纪70年代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的系列短篇故事中，外表自卑呆板、内心诡计多端的“中国佬约翰”已成为对华人劳工的一个蔑称；英国作家萨克斯·洛莫尔(Sax Rohmer)1912年开始创作的系列小说中，凶狠狡诈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博士”成为20世纪西方“黄祸”的化身。华人参与了东南亚的原始开发，为东南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以“自私、贪婪和冷漠等负面形象成为东南亚本土文学中的一个建构主题”①。19世纪马来著名作家阿卜杜拉·门希(Abdolah Munsyi)的代表作《阿卜杜拉传》中，华人被描绘成愚昧落后、自高自大、为非作歹的形象；菲律宾著名作家、政治家何塞·黎萨尔(Jase Rizal)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中，也有一些片段描写华人从事低贱工作，酷爱赌博，阴险贪婪，胆小自私，趋炎附势。 “‘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若有若无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掺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经验内容。”②18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扩张是形成世界性华人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近、现代中国在与世界交往中，被迫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华人在世界舞台上被蔑视、被排斥，甚至影响到华人看待自己和本族文化的态度。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也是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新的华人形象令世界舆论震惊。东南亚华人抗日救亡运动以马来亚为中心，“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危机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创造了华文文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③。至拙稿完成止，笔者尚未见中国大陆有研究马华抗战小说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本文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起点，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为终点，分析马华抗战小说塑造的华人形象类型及其特点，探究马华作家华人形象书写的意义。 一、马华抗战小说中的华人形象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马华小说塑造的华人形象的主要类型有：旧式买卖婚姻中痛苦的青年男女(如可九的《伊》，1923年)；被奴役的、贫困潦倒的华工(如陈桂芳的《苦》，1925年)；悲惨境遇下劳工猪仔中的奋起反抗者(如曾华丁的《五兄弟墓》，1929年)；追求奢靡生活、道德沦丧者(如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1932年)；马来亚华侨教育界人士(如林参天的《浓烟》，1936年)等等。因言论受到限制，明显反对日本侵略的马华小说可谓寥若晨星。 在战争以及重大社会危机面前，没有人能够心安理得，超然物外。在英殖民统治下，马来亚华人分“移殖华侨和土生华侨”两类。在法律上，他们“还都是中国籍侨民，他们对中国的兴亡都有责任，且救火恤邻，更为人道主义立场所不容袖手的事”；加上日本军阀“尚有南进的海洋占领政策”，因此，“援助中国的救亡运动，也是确保居留地安全的积极活动”④。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唤醒并激发了海内外华人的爱国情感和人类正义感。马华抗战小说作为这一历史的有效见证，为世界呈现了华人的崭新面貌，为马华文学画廊增添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华人形象。马华抗战小说主要作家有乳婴(即殷枝扬、周容)、高扬、邱絮絮、铁抗、流冰、金丁、陈南、哈莱、李蕴郎、苗秀(即文之流)、赵戎、姚紫(即黄槐)、韦晕(即上官豸)、林晨、方北方、丘天、夏霖、刘冷、马嵛等。马华抗战小说塑造的华人形象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 (一)蒙难者 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无尽痛苦和灭顶之灾——家园被毁、生离死别、哀鸿遍野。乳婴《逃难途中》⑤中农妇李大嫂与日本人“前世没仇，今世没冤”，丈夫被东洋鬼子射杀，唯一的孩子在逃难中饿死，她精神受到极度刺激，发出“尖利而且悠长地惨叫”。铁抗《试炼时代》⑥中张健的婶婶和两个表妹已准备好做日本人的顺民，却被闯入门的一队鬼子奸淫后又惨死在刺刀下。萧克《码头上小天使》⑦中小明的父亲在中国被日寇刺死，他和妈妈流落到马来亚，以捡拾菜叶为生，小明被码头上的小混混讥笑是没有父亲的“亡国奴”并遭受欺辱。而《复仇》⑧中吴仇家中手无寸铁的老少八条人命瞬间惨遭日寇杀戮。 战争让人们饱受精神上的磨难，优秀的伦理传统和文化规范被摧残，对社会生活产生深广绵长的影响。韦晕《印度洋的守望》⑨中日寇扫荡了偏远的小渔村，制造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境。善良的老渔夫在无望之中守望，带着永远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凄度余生。马嵛《刹那亲情》中的温松明是个仁夫慈父，但对在战争中丧父失子被迫改嫁的母亲“憎恨”、“卑视”，近20年一直拒不接受；他的母亲是无辜的受害者，却以“罪人”的心态自责终生。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生活中的弱者本应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救助，这是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马华抗战小说以弱者的被损害控诉日寇的罪行、战争的残酷，怎能不激发人们对不幸者的同情，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战争的反思？ (二)觉醒者 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性。当战争让所有抱存幻想、想苟且偷安的念头都不复存在时，生存遭受威胁的民族将从生命的原始形态中进发出活力。《试炼时代》中大学生张健有中国传统的孝悌意识，“奉亲持家”的责任感使他脱离了“北大青年学生宣传队”，也承受着“忠孝不能两全”的内心煎熬，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有高度相似性。逃亡路上，钱财耗尽了，刚出生的儿子被迫抛弃，母亲中流弹身亡。张健和妻子终于意识到有国才有家，走出家庭，成为“战斗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