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席卷中国文坛的“伤痕—反思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所谓的“政治/革命”的退隐与“爱情/恋爱”的回归。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在舒婷的诗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中溃散，成为历史，成为传说。很少有人意识到，成为“新时期共识”的这种“爱情”与“政治”“恋爱”与“革命”的二元对立，其实只是对“新时期”力图反叛与反思的革命逻辑的复制——革命时代“政治”对“爱情”“革命”对“恋爱”的压抑，同样因为二者的对立与不容。在这一逻辑中，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意识，革命是“无产阶级”意识，道不同不相谋。既然“无产阶级意识”的确立必须以对“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克服为前提，“革命”就必然意味着对“恋爱”的祛除。由此，革命话语压抑个人欲望、自我意识与情爱，女性被组织进民族国家或阶级叙事从而无性化，均成为革命时代的日常风景。 在发表于1935年的一篇题为《“革命”与“恋爱”的公式》的著名文章中，茅盾曾总结和归纳了30年代初以蒋光慈、丁玲等人为代表的“革命”与“恋爱”写作的几种基本模式：其一为“恋爱”妨碍“革命”，因此小说主人公“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其二是“革命决定了恋爱”，表现为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女的挑中了最“革命”的一个男性；其三则是“革命产生了恋爱”，表现为从事革命工作、志同道合的男女自然而然地成熟了恋爱①。对比当年茅盾的分类，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1965-1976年间的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中，“革命”与“恋爱”的多元关系都已经被窄化，变身为“革命”与“恋爱”的二元对立。这种状况出现在以“一体化”为名的革命时代并不让人惊奇，倒是成为一个以“多元”著称的“新时期”的共识，却让人多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茅盾发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的时候，这类小说就已经不再流行。按照茅盾自己的说法，这类小说早在1931年丁玲发表《水》的时候就被“清算”了②。但“恋爱”与“革命”的关系作为“个人”与“集体”、“文学”与“政治”等等现代性二元关系的投影，并非只在30年代的文坛惊鸿一瞥，甚至不仅仅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不断幽灵重现，它同时还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情感结构与政治无意识的聚合与再现。 延续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革命”与“恋爱”关系的持续关注，王德威将“革命加恋爱”作为他的《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一书的第一章，以茅盾、蒋光慈、白薇这三位中国现代作家为例，对这一文类作了发人深省的探讨。与前人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作品分析不同，王德威将作家个人的生活故事作为对象，以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讨论文本内外的互文——生活与文学之间的指涉、抵牾与背反。用王德威自己的话来说：“除了讨论茅盾、蒋光慈、白薇等人的文学理论与作品外，我认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与他们的革命文学事业，产生极可观的互动关系。这几位作家不仅在小说世界里建构他们的革命加恋爱，也同时在现实世界身体力行，(有意无意的)搬演一场又一场‘革命加恋爱’的好戏。只有透过历史与虚构交错的阅读行为——即把生命看成实中有虚的建构，把小说看成虚中有实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了解‘革命’与‘恋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复杂意义。”③ 令人遗憾的是，王德威的讨论漏掉了丁玲。——之所以说“遗憾”，不仅因为王德威对丁玲毫不陌生，还因为丁玲故事的精彩程度完全不在茅盾、蒋光慈与白薇之下；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丁玲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生命历险，其症候意义将涨破、拆解我们熟知的“革命”与“恋爱”的二元对立，再现在文学江湖失踪多年的“革命决定了恋爱”以及“革命产生了恋爱”，甚至于展现一种“革命即恋爱”或“与革命恋爱”的旷世奇观。丁玲的故事，不仅仅将增进我们对“革命”现代性的理解，或许还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新的维度反思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本文即是在这一层面展开的尝试，它既可理解为以王德威的框架续写丁玲故事的努力，亦可视为与王德威的一次对话。尽管丁玲是席卷30年代中国文坛的“革命加恋爱”文类的代表性作家，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以及《韦护》等都是讨论这一文类时无法回避的作品，但本文将聚焦丁玲本人的爱情故事。离开“新批评”奉作品为圭臬的正道，转而关注不入流的“婚外情”、“三角恋”，要真正做到理直气壮或心如止水其实并不容易。好在仍可拿王德威的解释做挡箭牌：“我重提茅盾早年的婚外情，旨不在于揭丑暴短，更不在道德判断。我所引述的资料泰半来自秦德君的回忆及其同情者的访谈，所以偏见在所难免。话虽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一段看来老套却又如此真情的婚外情，坐实了‘革命加恋爱’从文本到现实种种力量的循环。”④ 一 丁玲与沈从文 丁玲是典型的20世纪中国女性，身处在一个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化的大时代，丁玲的一生真正可用“精彩绝伦”来加以形容。其情爱经历之丰富与精彩，远不在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女作家之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丁玲的这些情爱历险，根本放不进“革命”与“恋爱”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中，相反，这些故事都是“革命决定了恋爱”以及“革命产生了恋爱”的最好例证。——丁玲一生中的四个爱人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尽管年龄、相貌、职业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一不是共产党员⑤。在丁玲一生中，出现在她生活中的男性，不管有多么出众的才华，如果不是丁玲政治上的“同志”，就根本擦不出“爱情”的火花。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丁玲与同为文学大师的沈从文的关系。 丁玲一生中有过多次“三角恋”的传闻，最著名的两次，一次发生在她与胡也频和沈从文之间，另一次则发生在她与胡也频和冯雪峰之间。前者名不符实，后者名至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