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周作人的小品文开始被激进的青年视为没落的象征：“谈狐说鬼吃苦茶玩古董这些事都为人捉牢算作没落的证据。”①“七七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除《宇宙风乙刊》曾刊发其文外，周作人与上海其他文学期刊几无联系，其文字的清淡旨趣与孤岛文学的激昂之声似是地球两极。但在上海沦陷后日益逼仄的文学空间里，反抗侵略伸张民族正义的宏大叙事受到强力压制，那么能言说什么，又如何言说？落水的周作人似乎提供了某种“良好”示范。《古今》对周作人的热捧强化了其“一代宗师”之地位：“他们所有的记忆都被注入了自贬与自怜的老调，这些调子都来自周作人的抒情辞章，他是《古今》的守护神。虽然他住在北京，周作人仍然经常给《古今》投稿(经常占据头条的位置)……其影响之大，恰如鲁迅给予抵抗者的一样。所有《古今》的作者都声言或者试图成为他的门徒。”②周作人与上海沦陷时期的《古今》《风雨谈》《天地》等刊以及《中华副刊》(汪伪官报《中华日报》之文学副刊)的亲密关系表明其对此时上海文坛具有双重意义：他既是小品散文的代表者；又是其他作者笔下的被观察者、被记述者，是一位正在被重新塑造并接纳的文化偶像。他不再是左翼青年眼中的落伍者，而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周作人的“文化巨匠”形象由此得以再度建构。③ 一 地方风物：从江南到北京 1942年之后，随着《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期刊的创办，周氏小品文开始受到沪上文人热捧，文载道、纪果庵、周黎庵、柳雨生、陶亢德等人不仅没有所谓影响的焦虑，反而对周作人充满敬意：“现在差不多都把周作人先生当成‘小品文’的宗师。”④周作人对沪上青年文人的热烈追随深有感知并且做出积极反应，对青年人的提携扶助之情也跃然纸上：“在上海刊行的杂志上面，看见好些作者的姓名，有的是从前知道的，有的是初次见到，觉得很愉悦，这正有如古人所说的旧雨新雨吧。在今雨中间，有两位可以提出来说一说，这便是纪果庵与文载道。……自己平常也喜欢写这类文章，却总觉得写不好，如今见到两家的佳作那能不高兴，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矣。”⑤ 周作人认为对“地方习俗风物”与“史事感想”的爱好是他与青年作家之间的共同点。此二者是其小品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五四时期已经形成特色，并于1930年代日益显著，与鲁迅的杂文一起形成中国现代散文双峰并峙的局面。但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到来，抗争性文学被残酷打压，“在苦郁之中每有滑稽的机锋在”且不时流露出“末世的哀愁”⑥的周作人开始风靡一时。 早年强调民间立场的周作人试图用文学方式将中国问题细微化、具体化到日常与普通生活层面：“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⑦文载道晚年对周作人有总结性评判：“风土人情是知堂作品的一个重心，他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些名物与风俗的记录，多保留一些资料，这原是社会学的领域，但他感兴趣的还是用文学手段来表现它，自己也是这样做的。”⑧周氏对绍兴民俗风物的记叙让文载道有一种亲密感：“这里面所记的一部分皆是越人的生活状态，鄙人出身浙东，故读时尤多意味……”⑨不仅如此，文载道更以散文集《风土小记》表示追随之意，就像他用《文抄》集对周作人的“文抄体”表示钦佩一样。《风土小记》于1944年6月由太平书局初版，全书绝大部分作品与风土相关，但又不是纯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纪实，而是优美的散文。在这些文章中，文载道对周氏兄弟的尊敬与服膺随处可见，而周作人更得尊崇。文载道与周黎庵都曾经是鲁迅风散文作家，在孤岛时期以犀利、泼辣的文笔著称，但在沦陷时空中被迫收起锐利的一面，从而转向周作人。 在周作人笔下，绍兴与北京是风土人情的最佳载体。周作人有关绍兴风物的记忆书写在文载道看来是“东南一境，得知堂一文而更可徘徊”⑩。此外，周作人还具有典型的“乡贤”情结，他试图通过对家乡先贤著作的搜集、整理与鼓吹来保存故乡的文化流脉。“我想搜集一点乡贤著作，二十余年来多少有所得……”(11)周作人不仅曾搜罗、传布范啸风的自著年谱手稿、陶崇道的《拜环堂文集》以及李慈铭、杨大瓢等人的著作，而且让前辈陆游、朱舜水、张岱等人常常出现在随笔中，借以抒发黍离麦秀之悲与故园难忘之情。 在用文学方式进入风物民俗的研究过程中，身在异乡的周作人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对故乡的追怀，这种情感在前辈同乡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找到了有力支撑。该书“所记多为江南风物，绍兴事也居其一部分，而这又是与我所知道的是多么不同的一个绍兴”。周作人对张岱的遗民写作有着透彻的理解：“‘梦忆’大抵都是很有趣味的。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总是有点迷惘似的，没有玩味的余暇，所以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12)这不由让人想起1925年的周作人，那时的他可看不上怀旧心情，当时快人快语，一言以蔽之：“所怀者都无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讲事实一样没什么可爱。”(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