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真实地表现鲁迅这一启蒙先驱的个性和心态的作品，《野草》以其想象的奇特、意象的奇崛、对社会人生体悟的深刻及思想情感和文化意蕴的丰厚幽深而成为现代散文诗的经典绝唱。其经久不衰的思想艺术魅力吸引着众多读者学人通过阅读欣赏这部杰作而认识、体验和领略诗人的心路历程或探索真理的人生智慧。经过90年来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冯雪峰、李何林、孙玉石等学者所做的大量务实而基础的研究工作，为《野草》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推动《野草》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使之成为鲁迅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或者说已逐渐发展为“鲁迅学”中的重要分支——“野草学”。不过，考察以往的《野草》研究成果，虽然从数量上看灿然可观，但从质量上看却良莠不齐。在作品的分析与解读中充斥着人为的“拔高”、想当然的臆测、牵强的攀附等等有意无意的误读或过度解读。大体说来，《野草》研究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偏向。一种是站在社会革命的立场上来“拔高”鲁迅，以革命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鲁迅，在赞扬鲁迅的不屈的战斗精神的同时，又批评鲁迅孤军作战，没有跟上革命斗争的形势。夸大鲁迅的“由个人主义思想出发的孤独和空虚”；另一种是以庸俗社会学的视角来“矮化”鲁迅，把鲁迅的批判斗争精神解释为个人化的爱好和个性，把鲁迅蕴含着丰富情感和思想内涵的作品理解为表现的只不过是鲁迅的私人情感或恋爱心理；第三种是攀附现成的理论，搬弄西方的理论话语来硬套在《野草》身上，使其沦为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批评术语的注脚。其实，抛开政治的思维定势和各种现成的理论的牵绊，回到五四启蒙的文化场中去仔细品味和解读作品，我们就能够较为清楚地发现，《野草》是以形象象征的方式艺术地呈现了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在五四落潮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复杂的心态与情感。可以说，启蒙是《野草》的总主题。《野草》的23篇散文诗就是从与旧文化和旧习惯势力的不妥协的韧性战斗和执着地揭露与批判、面对启蒙的困境的困惑与质疑及对新的希望的不懈寻求等方面，表现了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投身启蒙的执着与坚守以及面对启蒙困境时的内心的矛盾与焦虑。以往研究者在对《野草》所收作品进行分类时，有的分为“积极健康战斗的抒情作品”“讽刺的作品”和“反映空虚和失望情绪及思想矛盾的作品”，①有的分为“韧性战斗精神的颂歌”“心灵自我解剖的记录”和“针砭社会锢弊的投枪”②三部分。这样的分类虽然对理解和分析特点相近的作品有所助益，但其不足之处是没有一个统辖各个部分的总主题和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因而在内在逻辑关系上不够清楚明确。如“战斗的”和“讽刺的”两类作品，一是从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考虑，一是从作品的艺术特点考虑，二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关联点。其实，《野草》系列散文诗在启蒙的总主题统辖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现诗人对启蒙的执着与坚守；另一类是表现诗人面对启蒙困境时内心的困惑与焦虑。下文将从这两个角度对《野草》系列散文诗进行简要的论述与评析。 首先，对启蒙的执着与坚守。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坚定的启蒙主义文学先驱。早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时他就用文言文译作了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意在以斯巴达人的勇武精神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之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幻灯片事件”，更是使他明确认识到第一要紧的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人的精神的则首推文艺。于是断然做出了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要选择，弃医从文。在创办《新生》受挫后，其文学启蒙的信念并未动摇。转而开始翻译《红星佚史》及《域外小说集》等“异域文术新宗”。撰写并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宣传科学与反抗精神、提倡独立个性，表达“立人”理想的论文。系统地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的历史；针对中国当时“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的现状，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③希望通过介绍西方的摩罗诗派这“新声”引出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④针对19世纪末叶社会重物质、重多数而压制个人的“灵明”的“偏至”，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⑤主张“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⑥认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遵个性而张精神。”⑦这些强调精神和独异的个人的力量可以扭转乾坤的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其以个性主义为武器反对封建束缚，立足本国文化“固有之血脉”，放眼吸收“世界之思潮”的新文化建设思路及“立人”思想，是极具启蒙的思想价值的。可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超前的思想理论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鲁迅回国后正值辛亥革命的高潮期，他先是热情地投身于实际的革命运动，后来目睹了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对社会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失望。开始了他辑录金石碑帖，抄写和校订古书的消沉时期。然而，这种表面的沉寂并没有压熄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启蒙思想的火种，所以当五四文学革命爆发后，经钱玄同的“劝驾”，鲁迅很快以文学为武器投入到批判旧文化、旧文学，提倡新文化、创建新文学的文化启蒙和文学革命中来，并且是一发而不可收。缘由正如周作人所说：“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这旗帜是打倒吃人的礼教!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⑧鲁迅10年前在日本留学时的思想启蒙的种子终于在五四启蒙的土壤里发芽、生长并开花结果了。这也使他由最初的“听将令”和“呐喊”助阵的边缘逐渐走上了五四启蒙运动的中心或领袖的地位。在五四落潮期，当年思想启蒙的风云人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如星云流散，只有鲁迅还在坚守启蒙的新文化阵地。就像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说的：“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⑨此间，鲁迅在创作和翻译之余，支持发起成立语丝社，成为《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人。热情支持和帮助青年人组织的浅草社、沉钟社、狂飙社、未名社等文学社团。特别是团结高长虹、黄鹏基、韦素园、韦丛芜等狂飙社和未名社成员组织莽原社并亲自主编《莽原》周刊，注重“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他实际上团结和指导青年人组成了一个新的阵线，坚守启蒙的新文化传统，与旧习惯势力进行着不屈的抗争，对旧文化给予坚定的揭露与批判。作为本时期鲁迅思想与心态的形象化呈现的散文诗《野草》，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对启蒙的执着与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