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12-00111-11 1922年末，在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作序时，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早已因一部《狂人日记》而名满天下。不过奇怪的是，鲁迅似乎并没有因此获得真正的安慰。即便是一篇回溯小说缘起的创作谈，鲁迅的笔端仍缠绕着一种“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感伤与寂寞，开首便陷入回忆与怀旧中：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①作为第一篇创作谈，《呐喊·自序》几乎包含着鲁迅所有创作的精神密码，也可以理解为规划着鲁迅所有创作的诗学纲领。鲁迅后来的许多创作谈如《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等等，都是由此而作的延伸与发挥。著名的“幻灯片”事件、“铁屋子”寓言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自序》中，其意义更是被反复挖掘，乃至过度阐释。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在文章开篇经由“回忆”与“忘却”所构建的辩证法及其重塑鲁迅文学的启蒙意义反而不大为人注意。青年时期的“许多梦”需要通过忘却来排解，而“偏苦于不能全忘却”，却以忘却的形式显现出一种伦理上的不该忘却和事实上的不能忘却。“偏苦于”所显示的记忆之战越是强烈，“不能全忘却”的那一部分也就显得越发重要。如果说，“大半忘却”“也并不以为可惜”的“梦”是可以抛弃的，“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梦”则如同梦魇，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掉的。这无法忘却的“梦”，“便成了《呐喊》的来由”，也成了鲁迅文学的来由。在这个意义上，纠葛于“回忆”与“忘却”之间的“梦”确立了鲁迅诗学的根基，也确立了鲁迅文学的根基。那么，这“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梦”是什么？因为“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梦”对鲁迅文学观念的形成，乃至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兴起，“又有什么意味呢”？ 一、“偏苦于不能全忘却”：“一个青年的梦”与“《呐喊》的来由” 广义的记忆是多义或歧义的，比如回忆在记忆中的包含与区别关系，荣格、伽达默尔、阿斯曼夫妇等学者都曾先后讨论过。回忆(recall)并不等于记忆(memory)，也并不与遗忘对立。借用阿莱达·阿斯曼的术语来说，回忆属于一种“记忆力”，记忆属于一种“记忆术”。所谓“术”和“力”，所区分的记忆的两种功能或范式。“记忆术”注重的是一种知识存储与复制能力；“记忆力”注重的是一种文化创造与身份认同。前者如背诵、强记，后者如回忆、纪念。记忆与回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技术性或机器性的记忆存储可以对抗时间和遗忘，回忆却是发生在时间之内，“和遗忘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使另外一个成为可能”。②在回忆与遗忘相互作用的“同谋”中，回忆有一种“人类学的力量”，是机器所不可能具备的。机器可以存储知识，无所谓遗忘，只有人类可以回忆，也可以遗忘③。在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中，鲁迅借由童子的语气嘲讽一位古板而伪善的秃先生，缘由之一就在于旧式私塾死记硬背、沉闷无趣的非人的教学方法。在另一篇文章《五猖会》中，鲁迅对父亲何以逼迫当时只有7岁的自己在看赛会前背诵古书，有着一段非常不快而诧异的回忆，所表达的同样是对古老而机械的记忆术压抑人性的不满。事实上，欧洲的启蒙运动对记忆术的批判，凭借的也正是“理性、自然、生命、原创性、个性、创新、进步，以及其他现代性诸神的名义”④。与记忆术相对，回忆包含着人自身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态度、一种思想光芒、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主体创造。人为什么回忆？“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回答他人的问题，或者回答我们设想他们可能提出的问题，我们才会诉诸回忆。”⑤对鲁迅来说，《呐喊》的序言是写给读者的，也是写给自己的。“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回忆，是创作起源的追溯，也是诗学纲领的总结。 “偏苦于不能全忘却”，造就了鲁迅的文学和文学者鲁迅。然而，“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缘起，并不是鲁迅文学中所回忆或经由回忆所叙述的那些往事，而是“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借用鲁迅在《呐喊》时期翻译的一部武者小路剧本的名字，也可以称为“一个青年的梦”⑥。换言之，是因为年青时候的“梦”无法忘却，才决定了鲁迅要在回忆中重构往事以及如何重构往事，并在往事回忆中赋予其疗治病苦的启蒙意义。青年鲁迅“曾经做过许多梦”，其中特别提到的便是留日时期的学医：“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学医的梦虽然“很美满”，但因为幻灯事件的刺激，鲁迅决意弃医从文，可以想见，这梦是在“并不以为可惜”之列的。所以，“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梦，必然发生在弃医从文之后，亦即：“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样的梦，是一种为“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提倡文艺运动”的文艺梦或启蒙梦。 以文艺启蒙为旨、理想高远的“好梦”何以变成了一种“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苦梦”？表面上看，是因为创办《新生》杂志的失败，其实更深层的问题是由失败而来的失望。这失望是双重的，一重是对启蒙环境的失望，“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一重是对启蒙者的失望，“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虽然因失败而失望，因失望而寂寞，鲁迅也用了种种麻醉的法子逃避悲哀与痛苦，文艺启蒙的梦想终于还是“苦于不能全忘却”。如尼采所说：“只有不停地疼痛的东西，才能保留在记忆里。”⑦当梦化为一种生命体验的痛，也可见这梦对鲁迅是如何重要，影响是如何深刻了。是故，鲁迅尽管质疑环境，反省自己，文艺启蒙的梦想却似乎未从根本上动摇。或者说，无论是留日时期，还是回国之后，鲁迅从来没有觉得文艺启蒙的梦想本身存在问题。否则，如何理解他在钱玄同尚未邀请其为《新青年》撰稿之前，就有过主动向报刊投稿的经历？如何理解他归国后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怀旧》，并在《越铎日报》连续发表《军界痛言》等系列文章？被竹内好等日本学者所深度挖掘的所谓“十年沉默”，不过是相对于他在发表《狂人日记》成为著名作家之前一段寂寞的“未名”时期。所谓“十年沉默”，不如说是“十年未名”或“十年寂寞”。鲁迅后来帮助几位文学青年创办未名社，出版未名刊物与丛书的时候，想必和创作《呐喊》的诸篇小说一样，同样有一种“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