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其麟是当代著名的壮族诗人，其文学创作实绩颇高。从《玫瑰花的故事》的发表(1953年)开始，韦其麟的文学创作已走过了六十余载的艰苦历程，他“60年来一直以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①，并且这种由精神砥砺所产生的影响还将不断持续。可以说，韦其麟已成为了广西现当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符号之一。 韦其麟在十八岁时便发表了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新观察》1953年第15期)，而后长篇叙事诗《百鸟衣》(1955年)的发表更提升了诗坛对他的关注度。《百鸟衣》根据壮族民间故事写成，故事本身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质与地域特色，该诗内容优美动人，语言质朴灵动，贯穿其中的是诗人对主人公古卡和依娌之间爱情的浪漫主义书写。《百鸟衣》曾被翻译成为日文等多国文字，成为和撒尼人的长诗《阿诗玛》一样享誉国内外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韦其麟因此被称为“居住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天才的代表人物”②。在此之后，韦其麟陆续出版了《凤凰歌》《寻找太阳的母亲》《含羞草》《童心集》《梦的森林》《苦果》等诗集，成为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在内容上真诚地歌唱勤劳勇敢的壮乡人民，真切描画风光旖旎的壮乡生活，在表达独特鲜活的壮乡民俗传统过程中体现出了诗人明确的民族文化身份。就艺术层面来看，韦其麟通过壮族文化元素的再现以及鲜明的民歌艺术手法的运用，不断进行着诗歌创作的民族化探索，由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也因之被誉为“壮乡天籁之音的歌者”③。 一、身份认同：民族气质的寻根者 韦其麟出生于广西南宁市横县一个壮族家庭，浩浩荡荡的郁江河与雄伟壮丽的宝华山共同造就了热爱歌唱的壮乡人民，壮族居住的地域素有“歌海”之称，曾经诞生过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韦其麟的童年时代就在家乡度过，他和小伙伴们捉迷藏、追逐萤火虫、听大人们讲那些美丽动人的故事。正是这些有趣的童年生活为韦其麟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他在之后的诗歌创作中也多次表达了自身对于童年和家乡的怀念之情。韦其麟曾说过：“假如没有童年的生活，那些山村劳动生活气息和风土人情，我是写不出来的。”④他从小生活在壮族地区，得到了壮族文化的深厚滋养。韦其麟曾回忆道：“无论春夏秋冬，人们单独在山野劳作或走路，大概是为了驱赶寂寞，也往往唱山歌。小时跟祖母或伯母到深山里去，总时不时听到不知从哪片山林里飘来几句山歌，悠然而深情……这种情景，至今仍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⑤由此来看，唱山歌已经成为壮族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逐步凝筑成为壮族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特征。韦其麟将自身对“唱山歌”的记忆深深地埋藏心底，同时构筑了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根基。 韦其麟的民族身份认同主要体现在其对壮族文化特征的把握、民族身份的定位以及民族情感的归依上。首先，韦其麟以其深刻的民族身份认同准确地把捉了壮族文化的特质。一方面，他自小深受壮族民间文学的熏陶，不仅喜爱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而且对壮族民间文学(文化)有着较为深切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理解和认识又充满着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豪感，这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专著《壮族民间文学概观》中：“壮族神话的神，大多数占主导地位的是创世立业、政府自然的勇士，这些劳动的战斗的神都是堂堂正正的具有神力的巨人。万物之母的姆洛甲，顶天固地的布洛陀，弯弓射日侯野、特康、郎正，与雷王作殊死斗争的布伯，既是劳动能手，又是战斗英雄。他们是壮族古代人民集体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壮族古代人民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另一方面，韦其麟深爱着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时刻关注着本民族的命运，他的诗歌创作也有意识地继承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韦其麟不断强调着他对壮族文化的认同：“作为一个壮族人，又生活在广西这块壮族世代藉以生存的土地上，在创作中我总希望——也许是奢望，但恐怕亦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多多少少能够表现我们民族的生活，反映我们民族的悲哀和欢乐，爱憎和向往，精神和命运，现实和追求。”⑥正是凭借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自觉，韦其麟将其诗歌创作的目光一开始便投射到壮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中去。他的处女作《玫瑰花的故事》于1953年发表，该诗取材于壮族民间故事，主要歌颂的是壮族少年尼拉和少女夷娜之间“比玉还洁，比钢还坚”的爱情。尽管诗人在主观上有着将壮族古老的故事赋予新的时代精神的诉求，致力于表现自身对新社会的热爱，但韦其麟将个体情感与民族传统精神紧密融合起来，极大地增强了诗歌本有的精神力量。可以说，韦其麟在成为新社会的歌唱者的同时也歌唱了壮族的民族精神。 其次，韦其麟有着明确的民族身份定位。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地位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与政府实施的少数民族自治及其他一些特殊的少数民族政策密不可分。通常来说，出于领土统一和国家稳定的需要，“中华民族”的概念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内被逐步强化，各少数民族的“族群”概念则在不断的民族、国家认同中渐趋弱化，以致于落入到将“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概念相互混合的认识误区。“族群”概念的弱化直接引发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身份的定位层面的集体迷失，有些作家甚至将少数民族本有的原始野性等同于原始、愚昧和落后，而部分少数民族作者则在汉族文化的强势影响中，不自觉地弱化了自己民族的审美和特色，甚至在写作中完全背离了自我的民族文化身份。韦其麟对此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他在《我的几点感想》一文中指出：“我们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民族。民族性、民族特点，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讲究不讲究，追求不追求才有的。一个民族的特点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备的，壮族人写壮族人民的生活，就必然具有壮族的特点。”当然，少数民族作家对自我民族身份的确认绝非是对被遗忘的传统习俗与文化的简单重述，而更多的是要追问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探究民族意识的本源。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要保持自我独有的民族个性，而且要拥有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积极吸收先进文化。韦其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而且必须向先进的民族学习，充分吸收其他民族的或外国的文化优秀成果；也应该继承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必‘疏远自己的民族’，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