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6;G40 文献标识码：A 延安“鲁艺”是红色艺术教育的鼻祖，被誉为“革命文艺的摇篮”，它是抗战时期重要的艺术教育、研究和创作机构，培养了大批战争急需的文艺人才，同时也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艺术作品。延安“鲁艺”从1938年4月成立至1945年11月左右北迁，共经历了七年左右的时间，其间先后两次更名，最后与延安大学合并。在这几年时间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党的文艺方针的调整，“鲁艺”的教育体制也在进行着改变，其中延安文艺整风对“鲁艺”的体制变革更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所要做的，就是从教学方针、创作方向、实践形式等方面梳理延安文艺整风影响“鲁艺”教育体制变革的具体线索，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实践经过。 一、延安文艺整风与“鲁艺”教学方针的实施 “鲁艺”教学方针的变化在其学校章程、课程设置、学制、组织机构以及作品风格等因素中都有明确的体现。根据“鲁艺”各时期教育观念侧重点的不同，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1938年至1939年之间，“鲁艺”的教学以抗战为中心 1938年“鲁艺”成立时，其成立宣言明确指出：“它的成立，是为了服务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1](P3)《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也明确声称：“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2](P1)由以上可知，“抗战”是“鲁艺”建立的主题词，虽然其成立宣言也声称要为抗战胜利以后的新中国而工作，但就当时的境况来看，“鲁艺”的教学目标是为了培养抗战的艺术干部，其教学方针也主要以抗战为中心进行实施。“鲁艺”第一届招生简章中关于报考资格的规定也反映了这一教学方针。“①对抗战有明确认识与坚强胜利的信心，并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②在文学与艺术上有基本的修养，并决心从事于抗战文艺工作；③有刻苦耐劳、不怕苦难、不怕牺牲的精神。”[3](P632)学制方面，“鲁艺”在初期施行的是6个月的短期培训学制，即学生学满6个月就可毕业，第三届时学制改为8个月，这种短学制的设置方式主要是为了适应抗战急需文艺宣传人才的情况，为前线快速培养干部。系部设置方面，第一届时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第二届增设了文学系，1939年初第三届时将之前的四个系改编为研究部、专修部和普通部三个部，普通部旨在培养各个艺术门类都懂一些的具有综合能力的艺术干部，以适应抗战综合艺术人才的需要，这种三部制也是为了满足抗战不同层次的文艺宣传需求。后来“敌人加紧围攻晋东南和逼近边区的时候，为了能更深入敌后的宣传和配合军队的需要，于是我们又改编为两个连(完全按军事部队)一个是到晋东南去的(大部是以前普通部同学)；另一连是留守老家(大部是以前研究及专修部)”[4](P75)。这种系部设置的变化足以反映出“鲁艺”以抗战为中心的教学方针。学员人数方面，“从第一届的60、70人到第二届的150、160人，直到现在的第三届增加到400人。……‘鲁艺’如此飞快的扩大，是因为‘鲁艺’产生在大时代的抗战烽火中，更重要的是因为‘鲁艺’执行了正确的战时艺术教育的方针。”[5](P53)课程设置方面除了政治和艺术课程外，经常请中央领导，前线回来的将领，实习归来的文艺干部到校讲演抗战的形势，还时常组织有关时事政治问题的讨论会，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另外“鲁艺”院歌也明确地唱出了要用艺术做武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心声。由以上可知，“鲁艺”初创时期的目标非常直接，就是为抗战服务，使艺术成为服务于抗战的另一种武器，“鲁艺”的招生、学制、系部设置以及教学内容等都围绕这一中心制定和实施。 (二)1940年至1942年文艺整风之前，“鲁艺”的教学强调“专门化”“正规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含义和基本特征，此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考虑到抗战后建国的需要，‘鲁艺’的教学方针也有所调整。“1940年7月‘鲁艺’新制定了趋向于正规化和专门化的教育计划及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规定了“鲁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具体目标，前者为‘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后者为‘培养适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艺术之理论、创作、组织各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具备社会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之相当修养，技术巩固的某种技术专长’。”[6](P79)1940年12月，中央干部教育部长罗迈在《预祝一九四一年延安干部教育的胜利》中声称：“关于延安方面的干部学校教育，抗战初期所采取的三几个月的短期训练班的方式，一般地已经过去了。依我看来，延安的干部学校正处在这种短期训练班逐渐进到正规学校的过渡时期中。”[7]随之在1941年初，“鲁艺”第四届时将学制改为三年一届，第一学年打基础，后两个学年着重专业发展，并严格规定学员必须学满三年才可以毕业；从该年6月份开始，“鲁艺”施行大部制管理，即成立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个部，将原来的系、团、场等单位按专业归口管理，另外还成立了政治、院务、教务、编译四个部，由此“鲁艺”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得到加强。“鲁艺”第五届招生简章也明确规定：“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中等教育程度，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有从事艺术文学工作之决心，并愿为抗战建国及建立新艺术文学服务者，不分性别，均可投考。”[2](P647)与前阶段不同，第一届简章提出的“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怕牺牲的精神”等内容被去掉了，“决心从事于抗战文艺工作”改为了要有“从事艺术文学工作之决心”，足见“鲁艺”教学方针的变化。课程设置方面，分为全校共同学习的必修课和各个系的专修课，专修课又分为基础理论课和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又按不同专业设置专业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既注重知识的全面性又重视专业技能训练，从而形成了一套专业性的课程体系。另外这时的“鲁艺”还有一支高水准的专业教师队伍，比如美术系的王曼硕、王式廓、蔡若虹等，音乐系的冼星海、吕骥、李焕之等，为“鲁艺”的专业教学准备了良好的师资条件。此时的“鲁艺”弥漫着专业化的艺术气氛，音乐系经常选唱一些西方音乐大师莫扎特、舒伯特等的著名歌曲，戏剧系实验话剧团还引进了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美术系学员举办了后印象派画家塞尚的画展以及毕加索画展，艺术家们提出了不同的艺术发展道路，创作出了许多不同风格倾向的艺术作品。可以说该时段“鲁艺”的教学方针注重教育的正规化和专门化，突出了艺术自由多元的文化特性。然而，这种自由多元的教学思路与延安当时战时环境所要求的文艺发展方向不协调，战时的延安施行的是统一的集体主义革命意识形态，而这种自由多元的教学方针与之相左，它带动了延安思想意识的波动，引起了中共领导的警惕，并随之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由此产生了“鲁艺”教学方针的再次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