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6)06-0158-10 在20世纪上半叶，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文学，自然包括法律法令颁布与实施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一系列法律法令全面影响着现代社会，折射在现实生活之中，为特定阶段的文学形态提供了客观环境。譬如，以现代作家笔下的大量乡土题材为例子，就不难看出作品中涉及到的土地法令的多重影像，法律与文学两者相互依存，是不可忽视的学科交叉现象。 作为一个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我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一直高居80％以上。在漫长的历代封建王朝更迭与盛衰中，因为小农经济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不同地域的广大农村中，农民与土地的依存关系最为重要。面朝黄土背朝天，被捆绑在一方土地之上求得各自的生活，差不多成为一个民族厚重而无奈的背影。历史地看，不管是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还是宣称继承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南京政府，曾屡屡提及并想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业蓝图，不过遗憾的是停于一纸空文的局面居多。与国民党恰恰相反，真正推动土地变革，力图还土地给人民的，却是被一直压制的中国共产党及其边区政权。限于时势与自身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与时俱进地提出、修改并实践土地政策与法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社会运动，也深刻影响了亿万农民的命运与前途。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形态与阶段性变革，无疑影响了文学书写的题材与主旨，与中华民国土地法律相依存与对应的现代文学书写，也相应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文学面貌。关于土地变革的文学历史叙事，形成了以“土地法律”为主题的一种文学思潮，在既有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曾多半以乡土题材、农村题材、农民形象塑造予以涵盖并加以阐释。如果从土地法令这一新的视角加以考察与梳理，是否能更清晰而全面地审视这一风云突变的文学母题与思潮，进行合理阐释与反思呢？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这必将成为当下学术界一个十分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一、20世纪上半叶土地法令的历史进程 在20世纪上半叶，从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来看，主要有两股时而有限合作，时而相互对峙的政治力量：一是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政治力量，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力量。国共两大阵营均有对土地问题的顶层思考与设计，也各自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与前途。 清朝末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可以视为国民党的前身。1905年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由此在异域诞生，开创了领导中国人民从事武装革命的新历史。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统一全党的思想纲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于1911年发动了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政府。在失败与成功相互交错的时代潮流中，中国同盟会经过若干次合并、重组，于1919年10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国共第一次携手合作。1926年10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挥师北上，剑指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取得空前的成功。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领导阶层发动政变，屠杀革命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破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主导了以后二十多年的中国政治格局，直到1940年代末败退台湾，偏于一隅残喘生存。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历史阶段，不断颁发土地法令，但几乎没有大面积成功过，历史吊诡之处在于，在大陆数十年间推行土地改革没有成功的国民党，在1950年代的台湾却成功地实行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台湾日后发展的基础。 与中国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稍微晚了一些，历史也更曲折许多。1921年7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纲领。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国共合作，一次次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参与北伐战争之后，遭到背叛与失败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压制与剿杀，面对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势，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出路。1927年8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并且带领全党由城市撤退到农村，依靠工农联盟，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在广大农村开辟了无数的革命根据地，由此扎下根来。在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上，共产党人经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包括1934年10月开始的红军长征，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大事件，最终在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取得伟大胜利，“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使命得以完成。随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 在以上简略概述中，不论是中国国民党一方，还是中国共产党一方，都无数次严肃而认真地面对过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对土地问题颁布过无数次的政令、法规，深入而全面地影响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因为不同政府颁布的土法法律内容有同有异，法律的执行力度与地域也殊不相同，同样值得作出简要的梳理与总结。 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与法律，最先承继了孙中山的土地思想。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中，其中“民生主义”包括了平均地权的内容。核定全国地价，平均地权，防止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孙中山最初的设想。在中国国民党成立前后，孙中山深入思考农民与土地问题，并于1924年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①在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里，其政权机构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政策，并有限地实践着这些土地法令。在1927年到1937年之间，国民政府颁布的“地政法规及各省市地政单行章则不下240余种”，②遗憾的是，这批土地法律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留下历史较大回响的有浙江省“二五减租”政策；1930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的《土地法》。《土地法》共计5编397条，涉及到总则、土地登记、土地使用、土地税、土地征收等内容。同样可惜的是，《土地法》被束之高阁，没有在全国推行开来。1936年，南京政府立法院起草并修正《土地法》，新土地法律共5编275条，也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不得不作罢。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土地法律虽然没有重新颁布，但政府当局采取战时经济统制，实行田赋征实制度。具体方法是将田赋改征实物，田赋收入归中央管辖，为巩固财源、稳定粮价、维持战时体制的正常运行，作出了历史的贡献。在1945年到1949年之间，为应对全面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也相继出台了若干土地政策，主要有豁免田赋和“二五”减租，修订公布《土地法》等。诸如此类的土地法令，多数时候因为政治时局或统治不力而流于形式，没有产生真正而长久的实践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