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11-0161-05 我们在这里谈论萧军、萧红二位东北重要的现代作家与鲁迅的关系，与中国抗战文学的关系，应该不仅仅是80年前他们因鲁迅的提携而成名，也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似乎已经约定俗成的定论，“二萧”是抗战以来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今天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多数也只是在顺着鲁迅的评价，将他们的创作归为最早书写抗战主题的小说，或者女性作家“细致的观察”“越轨的笔致”以及写法上的新奇这些方面。如果重读以《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为代表的“二萧”的全部创作，以及端木蕻良、骆宾基、李辉英、罗烽、白朗等一批东北作家的创作，尤其是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世界文学的视阈中来考察这些作家作品，将会发现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据14年之久的抗战文学，不但因这批作家作品而开启，而且由他们拓展了抗战文学的书写空间，推进了抗战文学历史的现实的美学的有机融合。重估中国抗战文学除了要树立大的抗战文学观外，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东北”所具有的多重意蕴值得重新解析。中国抗战文学在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抗战中应运而生，面对外敌侵略、民族危亡、山河破碎、民众生与死的煎熬、苦难的生活，从东北聚合了一支五四新文学从未有过的作家群体。他们不是为了打出一个什么文学的旗号，提出什么文学主张，不是什么志趣相投因缘际会，在一起办刊物坚守文学阵地，也不是有一个固定场所始终围绕着一个精神领袖。在他们身上，可以说一切文学社团流派的固有特征并不存在。但是，他们切切实实地作为作家群体存在着，一个个作家的身影活跃于抗战的文坛，一部部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载入文学史。无论是对作为文学流派的东北作家群特殊成因的考量，还是对萧军、萧红等代表的单个作家文学特性的评价，均没有就其本质的“东北意义”予以完整的还原。即“东北”不只是萧军、萧红等作家聚合的地缘，或抗战文学写作不可少的背景。“东北意义”的构成就在于立足东北地域又不固守东北，“东北”随作家迁徙而漂泊，“东北”因抗战而衍生扩展。萧军、萧红等作家书写的“东北”是民族国家生养的土地和家园，更是不屈者与寂寞者交融的魂灵，这是抗战文学的一种精神底蕴。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叙述了人民革命军第五小队队长萧明带领6名从旧军队反叛出来的士兵组成游击小队，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同驻守王家堡子的铁鹰小队会合。正面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伍的成长，刻画了陈柱司令、铁鹰队长、游击队员李三弟、崔长胜等新农民形象，表现了东北人民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决心。作品以犀利的速写、力透纸背的素描，随同关东大地的莽莽森林、繁密的枪声，拉开了民族抗战文学厚重的序幕。萧红的《生死场》描写的是哈尔滨附近的东北农村“九一八”事件前后的生活，着力于对农民苦难生活的悲剧命运的诉说，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小说将二里半、金枝、王婆、月英等一群贫困的普通百姓，尤其是不幸女性的悲苦人生，置于对自身的生存状况完全浑然不知中，麦场、菜园、屠场、荒山、坟场在作家笔下铺展，与一个个普通人物，一个个悲欢家庭的麻木痛苦生活浑然一体。前者不仅直接反映东北抗战初期的战斗生活，而且将自己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融入其中。后者通过描写普通民众的生与死，描摹东北抗战生成的内在生命纹理，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东北抗战演进的真实文化形态。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还包括都是起笔于东北而最终完成于青岛，出版于上海，典型地反映了抗战文学生成的动态写作，文学密切地联系着迁徙的生活方式和漂泊的精神状态。显然，作品叙述东北抗战和民众生活，是实际家园的东北和记忆的东北的双重叠合，更是被迫离开故土漂泊者的东北之情思。1933年在哈尔滨出版的萧军、萧红合著《跋涉》短篇集的名字选择，实际已经使无法割舍的“东北”意蕴初露端倪了。 我们发现80年前鲁迅给这两部作品写的序中，涉及作家作品的地域并没有用“东北”这个概念，而是“北方人民”“东三省”“哈尔滨”这样更大范围或更为具体的区域地名概念。鲁迅是南方人，此时正居住于上海的租界里，阅读小说虽然使他了解到许多十分陌生的正在北中国发生的人与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激起鲁迅想到“近如东三省被占以后，听说……”①的种种，以及萧红笔下哈尔滨发生的事情，“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②，即1932年发生的“一·二八”上海战争。无疑，地域的南北已经并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从南到北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这就是战争，一场外来侵略者发动的残暴战争正在中国大地肆虐蔓延。那么，我们的人民需要怎样面对侵略战争呢，我们的文学又能够做什么呢？在萧军叙述农妇李七嫂被日军凌辱，情人唐老疙瘩被杀，她背上唐老疙瘩的枪，翻山越岭去寻找游击队；铁鹰队长率领义勇军伏击了日军运给养的火车，夺得了大批火药，敌军闻讯袭击了革命军的根据地，大肆抢掠，进行围剿等一个个战斗场景中，在萧红讲述月英因生病被丈夫折磨致死；年轻的媳妇因难产和受虐待而丧生；王婆因耐不住生活的痛苦而服毒自尽；而金枝的孩子因为丈夫一时气愤而被摔死……以及农民们自发组织了“镰刀会”进行反抗地租加价的斗争故事里，鲁迅超越于东北视阈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刚刚发生的抗战事实之褒贬，一起笔就抓住了这场战争需要我们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在《八月的乡村》的序中，首尾都在强调“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的两种对立的姿态。而在《生死场》的序里，同样开篇结尾都在陈述着不是“逃走或死亡”就是“坚强与挣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鲁迅对小说的解读，深入于战争本质形态的主题提炼，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是无法摆脱的苦难、屈辱与义无反顾的抗争。战争形式简单而残酷，别无选择。这与其说是鲁迅的深邃，倒不如说是朴实而逼真质感的萧军、萧红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两位青年作家的东北叙事是来自一线战斗经历的生活，是感同身受的苦难体验，其鲜活的生命存在就包孕着一种姿态和立场。为此，他们的创作彰显出多面丰富而复杂的“东北意义”精神底蕴，开创了抗战文学书写苦难史、屈辱史，更是愤史、斗争史的先河。 萧军、萧红最初合著的《跋涉》短篇集，收录了三郎的《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和悄吟的《王阿嫂的死》《小黑狗》《夜风》《看风筝》等11篇小说。这是东北沦陷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其影响力如当时哈尔滨的《国际协报》为此书所做的广告中所说：“在那每页上，在那每字里，我们是可以看到人们‘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给我们怎样一条出路的索线。”但是，这部合集的价值，远不止于作家写出了东北在侵略者铁蹄下，生死不怕的硬汉形象，如那被日伪逮捕的“长了白胡子的疯子”(《疯子》)；塑造了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职业革命者刘成(《看风筝》)，以及力图追求描摹恢宏壮阔的东北斗争生活，而是小说中饱满的真情实感，浓烈的挚爱，两个年轻人发自心灵深处的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对美丽家园国土沦丧的现实苦难的深切感怀和由此爆发的原始强力。这些构成了萧军、萧红的创作浓重的精神底色，也是东北抗战文学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跋涉》短篇集是他们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写作的前奏曲，东北抗战文学的先声。如与同期少被人关注的(1932-1935)萧军写作的诗文集《绿叶底故事》对读，更能发现其深沉的情感中包孕的思想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