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11-0015-11 岁月蹉跎，岁月有痕。这是共和国难以磨灭的历史，这是当年波及中国亿万家庭的大事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2月21日夜，毛泽东主席发表最高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的10年间，1700万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国一代人的命运就此而改写，中国乡村和城市的风景就此而改写，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就此镌刻上这场运动难以磨灭的深深印记，也由此诞生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知青族”。或许，“知青族”还将以潜在的、更加深刻的方式影响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 本文将“知青族”定位于有过知青经历的当代作家，而非创作了知青上山下乡题材小说的作家。下乡知青倘若细致分类，从城市下乡的可区分为插队知青、投亲靠友知青、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等。属于此类“知青族”的知名作家有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卢新华、孔捷生、叶辛、老鬼、张辛欣、张抗抗、竹林、乔雪竹、张曼菱、陈世旭、柯云路、阿城、韩少功、郑义、李杭育、刘恒、李锐、王安忆、池莉、范小青、铁凝、王小波、徐星、马原、潘军、陈村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讨论“知青族”作家，万万不该遗漏了“回乡知青”中的作家。在文学之路的长跑中，他们的创作韧劲彰显得格外强劲，于文坛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路遥、贾平凹、莫言、刘震云、张炜等可谓其中代表。多数版本的当代文学史往往忽略了“回乡一族”也是知青。他们本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读书之后又回到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当农民，因而被称之为“回乡知青”，以区别于“下乡知青”。在当年“城乡分治”的政策大背景下，他们的“回乡”被看作理所当然。他们往往不能享受城市知青的相关待遇，如下乡时的安家费以及若干年后乡村经历被计入工龄等等。知青大返城时，他们当然也无城可返。这些人离开乡村的出路窄之又窄：少量的被招工；更少量的当兵；极少量的上大学——1970年至1976年间被推荐上大学(俗称“工农兵大学生”)或1977年之后参加已停止11年的大学公开招考，并在千军万马的拼杀中挤过独木桥。比如1949年出生的路遥和1952年出生的贾平凹：路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农民家庭，7岁时因家境贫困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就读于延川县立中学，1969年回乡务农，并在农村小学教过一年书，1973年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任《陕西文艺》编辑。贾平凹读完乡村小学，考入初中不久“文革”开始，回到村里劳动，1972年被推荐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西安市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80年代初成为新时期最早的职业作家之一。再如1955年出生的莫言和1958年出生的刘震云：莫言读到小学五年级辍学，回乡务农10年方得从军。乡村少年刘震云严格意义只算得半个“回乡知青”，他15岁初中尚未毕业去当兵，复员回乡教了半年书，知青生涯非典型，时间也较短。两人均以投身军营为出路，离开了安身立命的土地。后来，刘震云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莫言于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此踏上文学创作之路。 “知青族”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群现象”代际传承的流风余韵，也是“代际嬗变”的转捩点。这完全符合历史的逻辑。 一、涌浪：拍打在新时期文学的沙滩上 (一)“知青族”——“伤痕文学”的揭幕人 新时期文学从“文革”走来，经历过地火燃烧、地泉喷涌的开篇。我把那些第一发表园地为手抄本、油印小报、各类墙报、民间刊物的作品，乃至于“文革”中存于抽屉、娱乐自己的作品，包括日记等，统统称之为从“地下”涌出的文学。80年代文学的喷发始于70年代甚至60年代末期。彼时的知青们身处权力斗争的边缘、行政管理的角落，有了相对的人生自由，偏离“文革”主流思想的异端之思，便在田间地头生成，在山坡溪畔碰撞，终于在岩石的缝隙中夺路而出。迄今的文学史家似乎更多地关注新时期诗歌的“地下”状况，比如70年代的“白洋淀诗群”和80年代“朦胧诗群”的部分中坚分子们的“地下”时期。其实，新时期不少小说作家也都曾经历长短不一的“潜伏期”：有相对人身自由的知青们以文会友，由手抄流传到蜡纸油印再到民刊发表。稍后还有各大学的学生刊物、墙报等。阿城回忆下乡时说：“走几十里地，翻过几座大山，来跟你谈一个问题，完了还约定下一次。多数人其实也不会写什么，也就是互相看看日记。当时不少入写日记就是为朋友交流而写的。”②阿城的那些收入《遍地风流》的现代笔记体小说，便是一些愉悦自我或小众的交流之作。他在成名之前，亦曾有过民刊《今天》的经历。卢新华的《伤痕》，最初则是登载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班级墙报上，引起校园轰动，后经修改才正式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是“知青族”揭开“伤痕文学”的序幕，继而参与了“反思文学”的反思。“伤痕文学”的命名正来自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知青族”经历过极左横行、社会动荡的“文革”，又幸运地赶上了一场历史的巨大变革，见证了国家层面的“拨乱反正”。他们以为民众代言的方式，开始了一代人在历史转折点上最初的思考，也由此促生了“‘五四’新文学”以来新一轮的“问题小说”。所涉问题触动时代的热点和痛点：从忧国忧民到个人的苦难迷惘，从切肤的肉体之痛到刻骨的精神之殇，从群体的情感抗议到个体的思索吟哦——法治问题与教育问题，阶级斗争与血统论，个人奋斗与命运搏击，铭心刻骨的饥饿与爱情……“知青族”作家获得读者且首先是有相似经历者的拥趸。《伤痕》《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在小河那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蹉跎岁月》……知青这代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书写和反思他们所亲历的那段历史，虽然这种反思还远称不上深刻和透彻，但其文学史的价值仍然不容忽视：亲历者的记忆，亲历者的视角，亲历者的伤痛，亲历者的叩问与呼喊，思考与回避，统统指向一个词——真诚——并且久违了。情是真的，泪是真的，热度是真的，甚至幼稚、不成熟也是真的。我们似乎没有多少理由要求“知青族”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环境中，去占领一个超越时代的、彼时不可能达到的思想制高点，譬如批评界事后的指责：“没有忏悔”而是“青春无悔”；没有“美丑互现”的复杂人性，而是“善恶分明”的认知模式；没有对施暴者的理性思考和分析，而是“祈盼清官”一锤定音拯救民众，如此等等。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回答是：历史必然!我们必须从“知青族”整体的成长背景考察，他们是“‘红色’作家群”影响下的一代人，他们所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使之对“延安文学”以来所出现的作家、作品更为熟悉并当作正统之道。“伤痕”和“反思”阶段，他们的写作基本没有跳出这一传统。他们被强大的历史惯性所推动，所裹挟：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文学所承载的“宣传民众”的作用被凸显，文学的审美功能依然处在主题和题材的尖锐性之后，乃至被忽略。面对小说的形式问题，他们的审美积淀使其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主观上渴望担当“启蒙者”的知青作家，客观上自身也是需要“被启蒙”的角色，他们是需要补课的一代，是经历磨难才慢慢长大长高的一代。更何况“80年代针对文学的规训同样无所不在”，“一个是‘文学制度’，另一个则是‘政治无意识’”。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