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一词在《辞源》中被释为互相连通①，在《古代汉语词典》中被释为空间上的彼此通达，情感上的沟通、交流等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往来通达、运输事业等义③。交通工具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被构造和使用的载体，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随着科技与文明的进步，人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发生过多次革命性的变化。前工业社会的交通工具以人力、畜力工具等为代表；工业社会随着有色金属能源、电力能源的开发应用，蒸汽机车、轮船、飞机等得到普及；后工业社会的兴起以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在交通工具方面则表现为轨道交通的大规模修建和使用、空中航线的远程化和密集化、高速铁路及飞机成为长途交通主力军，等等。作为不同时代器物文明之表征，交通工具在文学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刺激了人们对于不同时代人群生存状态的思考。交通工具介质有别、形态各异、速度不一，而介质、形态、速度与人的空间感知方式及心理状态息息相关。交通工具的形态与功能不断进化，便捷性和舒适度越来越高，但身体所获得的舒适感也并不必然地通向精神满足和心灵愉悦。交通工具速度的提升，大大提高了人类活动的效率，便利了地区间的连通，世界被勾织为一张密集的交通网，但在这背后，种种断裂与矛盾仍然存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心灵距离并未成正比地缩短。从交通工具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到工业、后工业社会对前工业社会的抵制和挤压，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人们对文化传统、族群记忆的钩沉。某些落满历史尘埃、几乎被当代人遗忘的交通工具，成为富有时光质感、复活历史记忆、烘托时代氛围的文学元素。 交通工具由于与人的实践行为及心理活动相互缠绕，于是也就常以特定的角色进入文学语境，被作家赋予更多工具性之外的文学功能及美学意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周遭的客观世界以及内在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全新风貌。具体到文学观念及创作实践，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主体性的重建及人的觉醒等等，使得文学创作至少发生了以下四方面的转变：第一，从历史宏大叙事向更多层次的中、微观叙事(尤其是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变；第二，从倚重时间的线性叙事向从空间结构中组织文本、攫取意义的转变；第三，从现实主义题材垄断、作品主题内容至上向多流派、形式探索、美学策略的转变；第四，从革命年代激进主义趣味向后革命年代文化审美主义趣味的转变。以上四方面的转变，对于我们理解新时期以来文学语境中交通工具的“出场”及其价值有重大参考作用。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学语境中交通工具的解读，可以挖掘往来交通诸事件中的叙事功能和美学意蕴，观察新时期以来作家文学趣味、话语方式的转变，记录当代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怀旧与眺望的双重姿态，在科技时代与效率社会中收获的欣喜与焦虑。一些富于张力甚至悖论色彩、具有隐喻或象征意味的书写尤其值得关注和反思。总之，交通工具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多种功能，值得被作为重要的文学意象、文化符号进行细读。 一、相遇美学：刹那绽放与永恒迷失 交通工具上的乘客经历着外部的绝对位移和内部的相对静止，经历着特定时段内身心状态的变与不变。一个被预设的封闭空间将形形色色的路人即时性地凝结成一个形式上的共同体。不难发现，文学语境中陌生人(尤其是异性)在交通工具上的相遇，一次如横空出世般的相识及其背后折射的心灵照面，深具浪漫主义或“突然美学”④意蕴，有的还蕴藏着情景反讽意味或先锋美学姿态。特定空间中陌生异性间的情感邂逅常无铺垫、无征兆，然而每一次看似偶然的相见恨晚、心有灵犀，可能会暴露出男女主人公潜意识活动的蛛丝马迹或既隐匿又强烈的荷尔蒙冲动。在偶然性中揭示必然性，于平常性中揭示复杂性，由偶发情节回归经典母题，是作家经营故事的重要手段，那些发生在路上的故事为相遇美学提供了最生动的阐释。 平淡的城市日常生活中确实不乏猎奇之举。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施蛰存《雾》、张爱玲《封锁》等皆是诠释生活于大都市的路人在交通工具中邂逅、碰撞终又离别的范例。车厢中发生的一切如同暗夜中不近情理的梦，展现了处于都市生活中的世俗男女在某一特定空间的庇护之下，对平凡生活、规则人生烟花般的瞬间反叛以及为追求“新世界”而进行的身体放逐或精神突围，如本雅明所言：“我们希冀意外的解放，我们对偶然性怀有恒久的喜悦。”⑤ 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主题的“下移”，使得更多处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得以被关注和呈现，成为“相遇”主题的演绎者。铁凝小说《伊琳娜的礼帽》的故事发生在机舱中——虽然交通工具类型发生了变化，但仍可归类于现代文学中常见的“情欲叙事”⑥。封闭性极强的高空行程不适于展开跌宕起伏的宏大叙事，但一系列萍水相逢的生活片段却不失为透视幽深复杂人性的途径。俄罗斯少妇伊琳娜携子登机，一位男乘客帮助她安置行李，然后两者开启了暧昧的调情模式，由陌生到熟悉，由拘谨到轻松，直至发展为肢体接触……飞行旅程戛然而止，一段传奇经历定格在伊琳娜匆匆离开机舱的那一刻。男乘客在出口准备将她遗忘的礼帽交还时，伊琳娜正和接机的丈夫热烈拥抱。她自嘲地把脸藏在失而复得的礼帽里，用这种方式将现实与梦境隔绝。“偶然相识——荷尔蒙迸发——不辞而别”的情节链条，如同一条前不见来路、后不见去路的陡峭抛物线，留给读者巨大的心理落差与想象空间。 如果说《伊琳娜的礼帽》中主人公的情欲表达是隐秘的并且守住了底线，那么鲁敏小说《荷尔蒙夜谈》中男主人公的情欲宣泄，则挑战了“男女之大防”的伦理枷锁——在机舱中对一位陌生异国女人发起沉默而疯狂的肢体侵略。小说中被冒犯的女人是一个形象模糊的符号，这也就意味着小说在表面上表达男女间的萍水相逢，而深层次上是力图呈现男主人公自导自演的先锋默剧——与陆上交通的“在地性”相比，空中体验所蕴含的“先锋性”不言而喻。小说所指涉的是深感艺术矿藏即将枯竭、艺术生命大限将至的中年画家内心深处的强烈危机感，一次惊世骇俗的机舱丑闻演变为他重拾创作冲动、修复灵感真空的救命稻草。在这场生命地震之后，迎接他的是画室中日复一日的闭关创作，流言蜚语过后，他不过是一位再平凡不过的画家。在既定生活轨道上，人人都拥有特定位置及身份，即使过着通常意义上的“幸福人生”，其心灵深处也可能有越轨的念头。躁动中之静默、速度中之凝滞的空间体验，封闭而亲密的位置关系，为人的潜意识冰山浮出水面提供了契机。然而“封锁”或机舱中的猎奇终究是一场不得不散的宴席，心灵历险之后复归平淡，就像平静水面上来去自然的涟漪。脱缰的幻想终将臣服于现实的羁押。做一回越狱复又自首的逃犯，退缩至生活牢笼，寻求被既定关系、既得幸福继续庇护，似乎才是一个普通人最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