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12-0160-05 一、《长恨歌》与《琵琶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邦，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作于元和元年(806)的《长恨歌》与作于元和十一年(816)的《琵琶行》是白居易最成功的作品，被世人称为“白诗双璧”，它们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叙事诗。 《长恨歌》是白居易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及流传已久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有感而作。“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① 白居易通过此诗再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坚贞却悲情的爱情故事。就全诗的结构布局来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从开头至“尽日君王看不足”为第一段，集中写李、杨荒淫误国。吟咏到此，作者为读者呈现的画面是杨玉环袅娜的身姿、美丽的容貌以及唐玄宗对她的无限痴迷。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回看血泪相和流”为第二段，写马嵬之变。这一段则为读者展现的是战马嘶鸣、臣子士兵虎视眈眈、威逼唐明皇在万般不舍和无奈下忍痛赐死其爱妃，紧张而凄凉的场景。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三段，写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之情。相思与惆怅、现实与追忆、悔恨与无奈的种种复杂之情蔓延满纸，强烈的哀怨之情扑面而来。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最后为第四段，写道士在蓬莱仙山找到杨贵妃以及杨贵妃对唐玄宗的一往情深。②绵绵的思念，诉不完的衷情，终于可以摒弃现实世俗的不容，发出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心声。读到此处。所有读者脑海中都会呈现出李隆基此时作为“凡人”凭栏望月那孤独、消瘦的身影。 《琵琶行》的序则清楚地交代了此诗的创作背景：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船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默。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③ 《琵琶行》全诗88句，616字，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犹抱琵琶半遮面”，是写初遇琵琶女及琵琶女出场的情形。白居易为读者呈现了一位有教养但却有些卑微的歌伎形象，这个人物一出场便让人心生怜爱之情。第二部分从“转轴拨弦三两声”到“唯见江心秋月白”，正面描写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巧，揭示了琵琶女的内心世界及悲凉的身世。诗人运用如椽大笔，借助生动的比喻赋予抽象的乐曲以鲜明的形象，琵琶女演奏的乐曲令人拍案叫绝，诗人的描写则令人叹为观止。“此时无声胜有声”这种意境正和中国绘画中的留白相暗合。虚实相生正是诗人带给读者最美妙的审美体验，也给读者留下了无尽遐想的空间。从“沉吟放拨插弦中”到“梦啼妆泪红阑干”为第三部分，诗人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抒情笔调，以对比的手法叙述了琵琶女的悲惨命运。第四部分从“我闻琵琶已叹息”到结尾，重点写诗人被贬谪之感，抒发“天涯沦落”之情。“知音”无须多语，只需莫言以对，便可息息相通。惺惺相惜的两位“落魄人”通过白居易的诗句已经跃然纸上，让人久久难忘。 二、中日两国文人对《长恨歌》与《琵琶行》的态度 《长恨歌》自诞生便备受争议，虽然在民间广为传唱，但文人对它的接受和认可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文人看来，作为天子的李隆基其首要职责是治理国家，维护国家的稳定，爱情作为个体生命的体验处于次要的位置。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长恨歌》在文人接受史中多遇曲折坎坷，其中尤以宋代对其批评最多，张戒、周紫之和魏泰等人便认为《长恨歌》内容秽亵浅陋，洪迈、张邦基等则认为《长恨歌》无规谏大义。④这种状况直到明清时期才有所改变。 与《长恨歌》形成对比的是，《琵琶行》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成为唐后文人引以为“知音”的作品。古代文人实现抱负和理想的方式只有一种——入朝为官。但进入仕途后才发现理想与现实有着巨大的落差，很少有人真正能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初衷。许多文人会与“琵琶女”一样遭到冷落。正是因为“天涯沦落”在历代文人身上时有发生，它就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体验得以积淀为文人们的共同心理感受，抒发“天涯沦落”之情的《琵琶行》，更易引起失意文人的心灵共鸣，所以这首诗才会备受历代文人的喜爱和推崇。 《长恨歌》和《琵琶行》在白居易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了日本，为贵族们所喜爱、传诵。但是两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在日本却受到了不同的待遇。《长恨歌》传入日本之初就受到上至天皇、贵族下至普通文人的喜爱，可谓“举世皆学之”“盛而不衰”。它不仅被收录于日本的名籍《千载佳句》《和汉朗咏集》《新撰朗咏集》中，而且许多文人更是将之再创作，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紫氏部受此诗歌影响而写的《源氏物语》，《伊势集》中也有以模仿唐玄宗和杨贵妃口吻写成的和歌。至今，《长恨歌》在日本唐诗研究领域仍旧是热门话题。而《琵琶行》的学术研究成果却非常贫瘠。可见，《琵琶行》在日本的传播范围和受喜爱的程度应该一直是很有限的。⑤ 为什么同为长篇叙事诗、具有极强画面感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在中日两国的传播和受关注的程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三、诗歌在绘画中的接受与再现 在日本，以《长恨歌》为画题的作品形式多样，既有图绘、绘本也有屏风画，还有扇面绘画。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单独的绘画艺术作品还是作为文本的插图或是作为室内装饰的屏风画，以《长恨歌》为题的绘画创作早已渗透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时间跨度是从古代经中世到近世。日本的美术史学者注意到，17、18世纪的日本画家们，尤其是狩野派画家，创作了众多的李、杨绘画。武田恒夫以《玄宗皇帝绘》为研究重点，认为日本相关绘画可被分为“长恨歌绘系”“劝诫画系”以及“唐风俗画系”。日本在平安时期便已有不少以《长恨歌》为主题的绘画记录，近世以来京都狩野派的山乐(1559-1635)、山雪(1590-1651)、永纳(163l-1697)三代画家都绘有长恨歌图，其他地区的狩野派画家也有长恨歌图的创作，可见这一题材在日本的盛行。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