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正面临着来自学科创新要求的巨大压力，经过百余年的积累、沉淀，学界业已形成了不少经典的研究范式，在许多基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面对如此“庞大的历史文献的存在”，想要“生产出既有趣又新颖的知识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①。此种情形下，当代学人一方面试图对早已被学科通史“脉络化”的“常识”“基础”“前提”进行重审与反思，以期为“再出发”提供动力和多元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继续致力于开拓古代文学的研究畛域，使其向纵深处发展。“社会医疗史·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即属后一种努力。“疾病”与“医疗”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它在古代文学回归生活史、心灵史的研究转向②中受到重视是顺理成章之事③；数十年来前修时彦对屈原、司马相如、皇甫谧、王羲之、王献之、王微、谢灵运、卢照邻、杜甫、韩愈、纳兰性德等人的论述、阐发亦表明，“社会医疗史·古代文学”交叉研究确有助于今人考察“历代士人思考身心、身体与外在世界关系”的方式、重构古人对身体和疾病的想象④，从而深化我们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理解⑤。本文对陶渊明生平、创作的重勘亦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盖历来之研究者虽对靖节先生的健康状况多所置意，但或限于篇幅、或囿于体例，鲜有系统的论述⑥，遑论深入揭橥陶氏疾病与其思想倾向、文学创作的内在关联；近年来之论者欲补前修之未逮，然所云殊有未尽，间或治丝益棼⑦。有鉴乎此，本文拟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全面梳理中古文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关涉“病者”陶渊明生平、创作的若干重大问题详加考辨，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新颖的切入视角和可靠的讨论前提。在正式展开论述前，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其一，我们充分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而然的跨学科研究对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有着相当高的要求⑧，如果他在从事“某某与文学”研究时，不能对前者有一番沉潜考索，便很难保证交叉研究是深刻、可信、富有启发性的，故而本文虽特重“社会医疗史”背景的考辨，但言说目的仍是文学本位的，尚睎读者莫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⑨；其二，我们重访“病者”陶渊明，旨在发掘其思想世界与文学创作的多元面相，职是之故，文章论及陶氏生平和某些具体文学现象时一般不再重复“共识”，而是在承认传统解释“有效性”的基础上更多强调“疾病”“医疗”因素的影响，此系基于凸出主题之考量，非敢好为异说、刻意求新也。兹略陈拙见于下，以就教于博雅君子。 二、青年陶渊明的健康状况与内心世界探析 陶渊明早年的健康状况对其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的确立有至为深远的影响。陶氏“少而贫病”(《陶征士诔》)⑩，不到30岁(11)便“顾惭华鬓”(《命子》)(12)，考《诸病源候论》“发白侯”谓“(血)外养于发。血气盛，发则光润；若虚则血不能养发”“故发变白也”(13)，“虚劳羸瘦侯”云“虚劳之人，精髓萎竭，血气虚弱，不能充盛肌肤，此故羸瘦也”(14)，然则陶氏晚年自陈“本既不丰”(《答庞参军》)(15)绝非虚辞，清顾易《柳村谱陶》谓“公盖多病早衰”(16)实属知言，而《宋书·隐逸传》载渊明自解州祭酒后“躬耕自资，遂抱赢疾”(17)当亦属身体素虚、积渐而致。综观晋唐间正史，凡罹“羸疾”者，原因不外年事过高、家族遗传、哀毁过礼、劳累过度、久病不愈诸端，且患者常随着病程的迁延出现运动障碍，如晋傅敷“素有羸疾”，不得不“舆病到职”(18)；王导“有羸疾”，帝“令舆车入殿”(19)；贺循“羸疾不堪拜谒”(20)；刘宋王微年十二起“病虚”，三十六岁时已“不堪扶抱就路”(21)；梁殷钧“体羸多疾”，在郡“闭合卧治”(22)；唐韩愈“少多病”(23)，“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24)，晚年“足弱不能步”“以病归”(25)；李德裕“始自孩童，常多疾病，逮于壮岁，犹甚虚羸”(26)，至其末岁则“衰惫日甚，风毒脚气，往往上冲”(27)。《晋书》《宋书》《南史》本传均提到陶渊明晚年脚疾严重到需“乘篮舆”出行，其病根恐在他“抱赢疾”时已然深种。“少而贫病”与不可逆的羸疾临床表征“华鬓”对陶渊明的思想世界、文学创作均有重大影响。青壮年即白发、落发，今人或可熟视无睹，古时则不然。从晋代的《脉经》《针灸甲乙经》《小品方》到隋唐时的《诸病源候论》《千金方》，中古医家普遍认为头发是“构成生命的主要元素之一”，而其异样则是“某种疾病的病症，有时甚至是病笃不治的死侯”(28)。这种医学“常识”给关注身体、注重养生的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29)：嵇含“年二十七”“有白发生于左鬓”，遂感慨“斯乃衰悴之标证，弃捐之大渐”(《白首赋序》)(30)；江淹自伤“年己三十，白发杂生”“以溘至之命，如星殒天，保光半路，不攀长意”(《与交友论隐书》)(31)；白居易哀叹“三十生二毛，早衰为沈疴”(《寄同病者》)(32)“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发先衰”(《叹发落》)(33)；韩愈三十五岁便由“两鬓半白”和落齿联想到“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与崔群书》)(34)。陶渊明对发质、发色的变化也一直很敏感，他将“白发”的滋长与人生际遇的多舛、心灵世界的隐忧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的转剧，文意日趋悲观：《荣木》(40岁)自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35)，《责子》(44岁)自伤“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36)，《饮酒》其十五(53岁)感慨“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37)，《岁暮和张常侍》(54岁)“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38)云云更反用秦穆公老当益壮之典，凄怆哀婉，无一语以自解；《杂诗》其七(50岁)则谓“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末句“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39)虽云旷达，但年才知命即作归祖坟语，其心中之凄楚亦可想见。可以推知，三十岁便“顾惭华鬓”的陶渊明当有着与嵇、江、白、韩诸人相近的隐忧。事实也的确如此，身体的羸弱使陶氏在早年就已偏向于追求修心养性、全身葆真而非匡济天下、建功立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忆昔时虽亦有“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40)“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41)等豪迈语，但更多得还是表现自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42)“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43)“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44)“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45)的逸世情，呈现出典型的内倾性特征。此种心理与刘宋王微早年“自揆疾疹重侵，难复支振，民生安乐之事，心死久矣”(46)、雷次宗“少婴羸患，事钟养疾，为性好闲”“虽在童稚之年，已怀远迹之意”(47)，其揆一也(48)。又，六朝适婚年龄偏早，颜延之年三十未婚《宋书》都要特别提及(49)，但陶渊明婚娶却甚晚，窃以为健康欠佳或系原因之一。考南齐名医褚澄谓“赢女宜及时而嫁，弱男宜待壮而婚。此疾外所务之本，不可不察也”(50)，证以《世说新语·栖逸》所载李廒“少羸病，不肯婚宦”云云，则体弱可以推迟结婚系时人共识，且持此正当理由便不会承受如颜氏般的社会舆论压力。当我们用上述背景知识重审陶氏“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其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52)“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53)等诗句时，庶几可对多病早衰的渊明“晚婚情形下求子心切”的心理和“舐犊情深又恐子孙不肖”的忧虑有“了解之同情”。鲁迅先生曾感叹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也不能忘掉‘死’”，而且还在“诗文中时时提起”(54)，从某种程度上说，陶氏矛盾、苦痛的人生及与此相关的隐逸、避世思想正滥觞于其“少而贫病”之际。关于这点，我们在第五节中还将有进一步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