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1902-1992)，为一位生态学背景的英国高等教育学家，他将生物学的遗传、环境、变异等理论，移植到高等教育领域，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保存、传播并丰富了人类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7 把阿什比“大学遗传环境论”的观点运用到通识教育领域，并将其视角延伸至海峡对岸，顺着传统“惯性”的路径，观察当下在中国大陆高校口碑甚好的台湾高校通识教育背后之历史遗传元素，似能于下列两个要素方向寻找到注脚： 第一，遗传与环境系一对相关概念，前者指大学是历史沉淀和传承的产物，其教育理念、基本制度设计源于“共同一致的理解”，这是支撑大学合理存在的内部逻辑；环境指影响大学变革的外部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怎样使大学在尊重传统并保持内部逻辑之核心价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于外部环境面前：“既不成为无定见的顺风倒，也不顽固保守而偏执不化。”[1]27遂于遗传和环境间保持动态平衡，为提升人才培养品质，办好大学的前提。 第二，归纳台湾高校通识教育发展进程顺利的传统元素，认为存有明显的原民国大陆大学重“通才”教育之遗传基因。目前，台湾高等教育综合实力靠前，知名的主流综合性大学大多仍为沿用原民国大陆大学校名的“复校”[2]大学。1949年后，“台湾的高等学府，除了渐渐扩充规模外，不少大陆上的大学纷纷在台湾‘复校’。教授也转来台湾任教。不出十几年，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台湾的高等学府，俨然形同一个‘小中国’。”[3]287即如当时岛内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台湾大学，也同样与原民国大陆大学有理念上之血脉关联。该校光复后的9任校长均由原大陆名校学者担任，其中第4任校长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担任。大学教师构成方面，缘于日据时期“大学限制台籍生就读文、史、哲等现象……1944年时，所有台湾高等学府之教师员额共322人，台籍者只有14人。就台大言，除医学博士杜聪明一人是台湾人外，其余皆为日本人”。[3]289故在台湾光复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台湾各高等学府之“系主任、所长、院长、及校长，几乎清一色为中国籍”。[3]292需要说明一点，近些年来，基于所谓台湾主体意识的强化，岛内存在切割与大陆之历史关联的考量，认为“复校”大学是新酒装旧瓶，名不副实，不过是一些有中国情结人士延续正统的慰藉和寄托；但台湾的大学体制与1949年以前的原民国大陆大学系出同源、一脉相承是基本事实。 二、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之初，通才教育思想即以法律形式占据主导位置 通识教育为近现代大学的一种教育理念，出自19世纪初的美国。产生背景与工业化进程致大量职业课程进入大学，专业教育遂开始挤压传统人文和科学教育等因素有关。如何在极度专业化的时代，防止大学教育过度向职业教育方向倾斜而导致知识碎片化、功利化，平衡传统大学理想与知识专精分化间的问题，期许学生在专业之外“学习一些共同的知识，使之成为具有共同思想观念的社会成员，以维持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念”[4]，有识之士乃力倡通识教育，这是通识教育的起因。在美国人的语境里，通识教育为脱胎于欧洲自由主义教育传统，同时结合美国国情的产物。从这个角度分析，通识教育与欧洲经典大学之自由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或者说，“自由教育可以看成是通识教育的早期阶段，它们本质相同但程度有所差别”。[5]将这个比较延伸至台湾观察其通识教育的进程，原民国大陆大学所奉行的通才教育亦同样可视为台湾地区当下通识教育的早期阶段，彼此目标一致，差异仅在顺应时势情境变化所体现的内涵宽度和广度方面的不同。 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系横向移植非纵向继承的产物。既然“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代太学演化而成也”[6]600，这要庆幸因民国初期北洋政府管理教育的机制相对宽松，倒予中国借鉴西方教育模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改革实践机会，使得民国初年便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具反省包容心态的办大学者。他们执掌大学之初，便基本摆脱了清末“教育新政”对西方文明器物化的认知层次，在移植西方大学自治制度的同时，也在融合中国传统教育重修身伦理的基础上，接收了欧美大学基于自由教育理念而衍生出的通识教育思想和通识课程。尽管在通才与专才方面存在争执或摇摆，但至少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乃至具体的课程设置，通才教育受到了普遍认可，却是不争的事实。1912年由蔡元培起草的《大学令》，明确大学的培养目标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7]383，强调大学通才教育的思想显而易见。 这里首先以民国初期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大学，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例，这两所大学的教育理念，作为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改革的起点，可以反映西方近现代高等教育制度舶来中国初时的基本状态。而之后中国其他大学的发展方向，也大多以这两所学校的发展模式为参照。可能与时任这两所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和郭秉文之留学国别有关。蔡元培认为“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6]128，故他在就职北京大学校长演讲中激励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把致力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8]。具体到读书习惯，他提出的“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学术分离”、“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6]177等通才教育思想，对帮助中国学生摆脱科举承袭下来的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其他之类旧习，最终达至以科学为单纯目的，意义重大；而这又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为科学而生活”[9]49之德国近代大学改革的主旨精神密切相关。与蔡元培较少关注大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同，留美教育学博士郭秉文的大学理念，则较推崇既传承了欧洲大学要素，又于教育、研究之外扩展出大学服务社会之职能，并已为欧洲各国大学竞相效仿的“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机构”[9]184的美国综合性大学的影响颇深。作为对传统“教育不为实际与日常生活而设，乃为官吏之养成”[10]的一种拨乱反正，郭秉文的通才教育实践就是打破学科界限，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并重，实施主辅系交叉选课制等，借此实现其“通才与专才”、“人文与科学”、“师资与设备”、“国内与国际”四者间的“平和协进”，其中“通才与专才”、“科学与人文”的平衡，又无疑是郭秉文教育理念的核心。当时执教东南大学的茅以升曾有一段文字，颇能说明这个学校人才培养特色：“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甚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