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6)05-0001-14 引子：达沃斯论辩及其隐匿的第三者 卡西尔与海德格尔1929年的达沃斯论辩是20世纪哲学思想史中的重大事件。弗里德曼曾在其深富启发的著作《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①中为这场论辩引入了一个第三者：卡尔纳普——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达沃斯的听众。弗里德曼讨论了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争执，并藉此分析了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分道而行”。这一分析是十分有趣且富有吸引力的，但这一达沃斯论辩的不著名的第三者的引入或多或少有些突兀。因为诸如此类的第三者——当时并不出名的听众，而后成为重要思想家——并不是一个，而是可以有很多，比如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芬克(Eugen Fink)和波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等。 本文也试图引入一个达沃斯论辩的第三者，一个并未参加达沃斯论辩但却以隐匿的方式在场的第三者：舍勒。舍勒当然不可能参加1929年的达沃斯论辩，他于1928年5月19日突然去世。1929年春第二届达沃斯高校课程的核心主题是：人是什么？哲学人类学替代单纯的理性哲学成为讨论的基础。②从主题来看，如若舍勒还活着，他完全可能成为达沃斯的主角。 1929年3月18日、19日的上午和25日的下午，卡西尔在达沃斯分三次做了题为《哲学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下文简称“海德格尔讲座”)③的报告。3月27日上午，他另外以《舍勒哲学中精神(Geist)与生命(Leben)的对立》(下文简称“舍勒文稿”)④为题做了一场演讲。这篇演讲直接涉及舍勒1927年4月28日在“人与大地”研讨会上所做的报告《人的独特位置》，在该报告中舍勒强调了一种精神与生命的二元论。⑤ 卡西尔在达沃斯报告的论题与第二届达沃斯高校课程的核心主题十分切合，而海德格尔报告的论题看起来就不完全切题了。1929年3月18日、19日以及20日的下午，海德格尔也分三次做了题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形而上学奠基的任务》⑥的报告。海德格尔试图去论证，康德的第一批判是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活动，这种奠基在本质上意味着在“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之内对人的本质的追问。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报告也是切合第二届达沃斯高校课程的核心主题的。海德格尔达沃斯报告的综述稿表明，该报告的主要思路与他同一年底出版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下文简称《康德书》)前三章的内容是相应的。根据《康德书》的献辞(“纪念马克斯·舍勒”)和第四章(探究哲学人类学和作为基础存在论的此在形而上学)的讨论，人们很容易想象，在海德格尔的达沃斯报告和论辩的背后隐藏着舍勒的影子。事实上，在其最后一次马堡讲座(1928年)⑦中，海德格尔已经深入探究了舍勒晚期哲学与他自己的基础存在论之间的关系。 卡西尔在达沃斯的最后一次讲演是直接针对舍勒的，或更确切地说，是针对舍勒哲学人类学中的精神与生命的两极性的。卡西尔的这一演讲可以回溯到他的1928年的手稿群，在那里，卡西尔试图在其符号形式的哲学框架内论证一种文化哲学人类学。对精神与生命相互关系的追问构成其文化哲学人类学的起点。就此而言，舍勒是卡西尔无法绕开的对手，当然舍勒已无法回应来自卡西尔方面的批评。尽管海德格尔在其《康德书》的第四章对哲学人类学展开了批评，但在根本的立场上，海德格尔无疑距离舍勒更近。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甚至可以说，海德格尔在达沃斯论辩中的相关讨论可以视为他针对卡西尔对舍勒批评的回应，一个对来自批判哲学或新康德主义方面的批评的现象学式的回应。 本文将首先在精神与生命问题的语境中勾勒卡西尔对舍勒批评的要点，继而在舍勒哲学人类学的背景中检视这些批评，随后我们将再转向卡西尔并尝试展示其文化哲学人类学的基本观念，最后我们将在与海德格尔的对勘中关注舍勒哲学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根本来说，无论是达沃斯论辩的两位主角，还是达沃斯论辩中隐匿的第三者，他们都关心这一问题：人是什么？⑧ 一、在精神与生命问题上卡西尔对舍勒的批评 在其“舍勒文稿”中，卡西尔通过对克莱斯勒的那篇“思想最深刻也最独特”⑨的短文《木偶戏》(1810年)的分析进而指出，现代哲学植根于浪漫派哲学中，特别是在自然与精神的重大对峙或生命与认知的两极性上。⑩在卡西尔看来，浪漫派哲学支持这种对峙，而舍勒则无条件地拒绝了任何一种一元论的同一哲学的尝试，他并不试图克服精神与生命的二元论，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勾画了“这种二元论，这种在存在自身之中的原初分裂的含义与意义，这是一种完全异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图像”(11)。卡西尔对舍勒的精神与生命的学说展开了讨论并进行了批判，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能简要将其核心要点勾勒为四个方面： 1.什么是“精神”或应如何理解“精神”？ 在卡西尔看来，舍勒那里的“精神”原初是绝对无力的，“在精神与生命的对抗中，精神所能利用的所有力量(Kraft)都绝非得自其本身，而是必须在一条极为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地通过禁欲(Askese)和欲求压抑的行为，在生命本身的领域中攫取力量”(12)。因此，卡西尔认为，舍勒的精神概念“显而易见地”会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为了回答“精神如何对它本身并不属于其中的世界施以任何作用？”这样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他的目的论。但是舍勒却拒绝这种目的论的世界观，对他来说，西方的有神论的世界观是没有根基的胡言乱语。若果如此，卡西尔接着追问，若精神原初是绝对无力的，那么它对欲求压抑的引导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如果人们完全在舍勒最初定义的意义上把握‘精神’，它将永远不能以任何形式超出自己而发生作用。”(13)事实上，对于卡西尔而言，若将精神从本质上规定为绝对无力的，这是无法理解和完全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