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6)06-0180-08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的主要场域，在影响区域竞争和城市竞争的因素中，文化已经不再处于边缘位置。在今天，文化政策与城市发展政策之间已经产生诸多交集，从城市空间的经营到具体产业的发展，文化政策都展示了其务实而又激进的一面。本文以文化与城市共生的角度考察位处我国海峡东岸的台北城市意象的建构。台北拥有丰厚的文化艺术资源和文化产业基础，是我国台湾地区文化艺术发展最为集聚和突出的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入列“亚洲四小龙”之后，台北就被有意识地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性”品格的现代城市。而在当今全球文创风潮洗礼下，台北更以成为富于现代性与国际性的文化创意城市为其发展目标，城市人文领域的耕耘也因此备受重视。从城市空间创意活化、青年艺术作品购藏、公共艺术发展行动、城市艺术节等各种举措来看，台北一直以活跃的姿态不断地“复制”国际流行的文化实践模式，吸纳国际人文艺术发展的理念与做法，以使自身并入全球轨道，进入国际文化视听。检视台北城市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勾联，可以作为观察台湾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视角。就台北城市发展与人文发展的互动、城市发展构架对人文发展维度的引入而言，大致有三条线索或谓之脉络。 一、都市再生：城市空间重构理念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台北市开始推动“都市更新”行动，重要举措包括1983年发布“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条例”，1988年在都市发展局下成立“都市更新科”，1993年修订“台北市都市更新实施办法”，2004年成立“都市更新处”，2012年由台北市政府出资设立“财团法人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动中心”来推动城市建筑、街区等公共空间的修建和整治。都市更新侧重于硬体空间的修缮、规划，并通过容积奖励等方式鼓励民间参与，以促进城市美化和历史街区的保护，但总体来说文化介入空间的范围、深度都比较有限。台北都市更新处于2010年发起“都市再生基地”计划，即URS(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计划，将台北市公有闲置房地和都市更新地区范围内的闲置空间进行活化利用，以再生观念将旧建筑、旧空间转型为新型创意空间，从而在保存地方历史文化记忆的同时，激活或重新赋予旧建筑、旧空间以新生命。URS计划推出了一系列行动方案，包括：编号为URS13的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编号为URS21的“中山创意基地”，编号为URS127的“127设计公店”，编号为URS44的“大稻埕故事工坊”，编号为URS27W的“城市影像实验室”，编号为URS27的“华山快乐月台”，等等。URS计划是国际上近年来盛行的“闲置空间再利用”理论的在地化实践，2012年台北启动“老房子文化运动”也是这一理念的延续。“都市再生”更加重视、强调城市空间系统的整体重构，即将具体、个别的空间视为城市整体的有机构成，同时更加重视艺术文化在空间重构中的作用，表现出了将老旧空间转型为新型文化创意平台的主流趋势。 追溯“闲置空间再利用”这一理念在台湾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台北的华山1914文创园区。华山文创园区的前身是台北旧酒厂，1997年酒厂全部迁出留下一片闲置厂房，同年台湾小剧场团体“金枝演社”在该地开辟舞台演出《古国之神——祭特洛伊》，该剧导演王荣裕被台湾省公卖局以侵占财产罪名提请警察局拘禁，一时引起舆论哗然。这个事件促发了两个重要的进展：一是台北市政当局开始实施历史建筑、工业遗址等古迹认定，一是学术界、艺文界启动“闲置空间再利用”议题的讨论，文化环境的松动、变迁最终使台北酒厂旧址转型为艺文展演空间并确立其合法性。此后，台北市内包括紫藤庐、牯岭街小剧场、二二八纪念馆、中山堂、林语堂故居、钱穆故居、红楼、草山行馆、圆山别庄等在内的数百处古迹旧址，①皆纳入闲置空间再利用的谱系，台北城市人文空间重构的历史就此掀开。 进入21世纪，台湾地区以“《挑战2008》”和“《创意台湾》”两份文件，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大潮，台北旧酒厂正式以华山1914文创园区的新身份出现，同时带动位于台中、台南、嘉义、花莲四县市的酒厂旧址、仓库等转型为现代文创园区。华山1914文创园区定位于“文化创意产业、跨界艺术整合与生活美学风格塑造”，成为台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经营城市人文环境的重要场域。位于台北信义区的松山文创园区也是城市“闲置空间再利用”的重要代表，园区前身是建于1937年的松山烟草工场，2001年被台北市指定为第99处市定古迹。2011年台北市文化局将其委托给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营运并将其转型为松山文化创意园区。松山文创园区自始就聚焦于台湾地区最富于文化竞争力的设计产业，引进台湾创意设计中心、台湾设计馆和本土设计企业、团队进驻。短短几年间，松山文创园区与华山1914、西门红楼三足鼎立，成为台北市最为重要的文创空间。通过闲置空间再利用，以文化创意改造活化旧空间，台北的城市空间重构逐步深入，一个个人文空间联结起了台北的城市文化地图，成为都市再生的重要力量。 在推进都市更新、都市再生的同时，台湾地区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是1994年发端的“社区总体营造”和2008年发端的“生活美学运动”，二者虽然源于不同的社会发展理念，但却共同地推进了文化对社会空间的广泛介入和人文艺术社会化教育的深刻普及，从而形成了艺术介入空间的另一种脉络。 “社区总体营造”这一概念来自日本的“造町”运动，“造町”运动的核。是区域(空间)的活化，即通过挖掘在地资源，再造传统产业，促进地方产业振兴和区域发展活化。在这一脉络下，1995年台湾文化行政部门将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确立为“社区总体营造”的重要内涵。尽管这一时期的地方文化发展更多服务于产业振兴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其对文化环境的活络、文化创意氛围的凝聚和对文化艺术人才的发现与培育，则从整体上极大地提升了台湾地区文化空间的创造活力。“社区总体营造”对台湾当代艺术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作用，其表现就是建立了艺术与“在地”的联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现代艺术思潮在台湾大举着陆，台北更深受浸洗——从艺术家空间上的集聚，到各种类型的艺术场域的开辟和各种文化论述的建构，台北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台湾当代艺术发展的代言人，留学欧美又重返台湾的艺术家构成了台北城市空间活化的重要力量。在彼时，公共艺术首先启动了当代艺术介入城市空间的第一波浪潮。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公共艺术与环境艺术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台湾地区文化政策促成的结果。台湾地区“《文化艺术奖助条例》”(1992)中提出：“公有建筑物应设置公共艺术，美化建筑物环境，且其价值不得少于该建筑物造价百分之一”，这即是对流行于欧美的公共艺术百分比计划的参照与复制。台湾公共艺术政策的目的在于以公共艺术作为“美学涵育的重要推手”，促进“艺术观念不断渗透进入民众日常生活”和“公共艺术与工程建筑地景的融合关系日臻成熟”。②据统计，该政策实施以来执行公共艺术案例超过1700多件，经费累积超过17亿元新台币，其中，台北市公共艺术设置最多，占台湾地区经费一半以上。③台北成为台湾发展公共艺术的重镇，这是由其城市化水平和作为台湾地区行政文化中心的地位决定的。台北于2005年发布“《台北市公共艺术推动自治条例》”并成立“台北市公共艺术基金”，说明公共艺术已是台北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公共艺术成为艺术介入城市空间的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