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符号作为媒介 所谓基础，在思辨的意义上，它是事物之所是的前提条件。说媒介是符号叙述学的基础，即是说离开媒介，符号叙述学无从谈起。这首先可以从媒介是构成符号的基础说起。 符号即媒介，我已在另一处提出(唐小林144)。意思是说，符号的首要功能是媒介。因此“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赵毅衡2013b：6)，也可以说成“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媒介”。这一改动至关重要，它突出了媒介在符号中“第一性”的位置。听《蓝色多瑙河》，首先扣动我们心扉的，是伴随旋律的音符；读《纯粹理性批判》，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文字这个媒介；看不懂新媒体艺术家加里·希尔(Gary Hill)的《电子语言学》，并不妨碍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快速移动的图像，即便符号的意义不在，媒介总在。 人类的宿命，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能力进展多少，实在世界就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33) 惯熟辩证法的人，也许不太喜欢卡西尔说得那么绝对。但在这一点上，他的确说对了，除非凭借符号媒介，我们什么也不能认知。尽管他在《人论》中只论述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等几种文化符号，但推演开去，尤其在当下，这一论断愈加散发理性光辉：随着低头族①的形成和壮大，小小的手机屏幕，正把一代又一代人带离实在世界。他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媒介之中，哪怕不足一尺见方。生活的媒介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思想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等说了一大堆类似的话。奥格登和瑞恰慈说：“我们的一生几乎从头到尾，一直把事物当作符号。我们所有的经验，在这个词的最宽的意义上，不是在使用符号，就是在解释符号。”(Ogden & Richards 50-51)他们的说法有点奇怪，一直把事物当作符号，实际是说，我们一生面对的事物都是符号。皮尔斯也许是考虑到除了符号世界还有实在世界，否则他不会这样说：“整个宇宙[……]哪怕不完全是由符号构成，也是充满了符号。”(Peirce 394)伯克简直绝了：“没有符号系统，世界就没有意义。”(Burke 6)朗格的说法显然是在回应乃师：“没有符号，人就不能思维，就只能是一个动物，因此符号是人的本质。”(转引自赵毅衡2011：5)因为卡西尔曾经说过：“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的开放新路——通向文化之路。”(34) 这些说法无疑论证了一点：符号把我们与实在世界隔开了，使它自身成为联系我们与实在世界的“中介”。正如本维尼斯特所说，这“揭示着人类状况的一个基本的，也许是最基本的事实，即在人与世界之间或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不存在自然的、无中介的和直接的关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转引自利科354)。换句话说，我们只有经由符号才能与实在世界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中介”也是“媒介”。符号化的世界，将我们置于符号化的生存。离开符号这个中介，我们一无所是，一事无成，失去人之为人的依据。没有符号，我们不能思考、不能表达、不能交流，整个世界阒寂无声、静默无语，处在意义洪荒。我们直接面对的是符号而不是实在这一事实，改变了我们的一切，也改变了实在世界本身。 先哲们的说法很精彩：我们在实在世界中直接面对的是“符号”。但先哲们并没有明白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符号的哪一部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必要，而常常是因为我们对符号熟视无睹，才停止追问。其实无须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直接面对的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这一部分，在索绪尔那里称为“能指”，在皮尔斯那里称为“再现体”，在叶尔慕斯列夫那里称为“表达层”，在赵毅衡那里称为“感知”，在我这里称为“媒介”。符号的其他部分，无论叫“能指”，还是“表现层”，或者是“对象”、“解释项”等，我们并不直接面对。这些只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在每个人心中唤起的那些东西。用皮尔斯的话说，是另一些符号。它们并不在场。也因为它们并不在场，我们不能直接面对，才需要符号的出现。是“木瓜”和“琼琚”的相互投报，使男女双方明白“永以为好”。已经“永以为好”的夫妻，再以“木瓜”“琼琚”示爱，难免被视为“作秀”，符号意义大变。注意，符号的意义是解释出来的。 斯图尔特·霍尔真是悟出了这一点：不是符号在“说话”，而是符号的媒介在“说话”。在谈到语言(其实是符号)如何运作，才能生产和传播意义时，霍尔说： [符号]并非因为它们都是被写或被说的(它们不是)，而是因为它们都使用了某些因素去代表或表征我们想说的，去表达或传递某个思想、概念、观念或感情。口语用声响，书面语用词语，音乐语言用调性序列中的音符，身体语言用身体姿势，时装业用制装面料，面部表情语言用调动五官的方式，电视用数码或电子产生的荧屏上的色点，交通信号灯用红、绿、黄色——来“说话”。这些元素：声响、词语、音符、音阶、姿势、表情、衣服，都是我们自然和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对语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做什么，在于它们的功能。它们构成并传递意义。它们意指。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清晰的意义。不如说，它们是运载意义的工具或媒介。因为它们作为代表或表征(也就是象征)我们想要传达意义的各种符号来起作用。换一个比喻就是，它们发挥符号的功能。符号代表或表征我们的各种概念、观念和感情，以使别人用与我们表现它们时大致相同的路数“读出”、译解或阐释其意义。(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