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种种考验、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弟一旦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的工作就突破了父辈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刚刚走出校园、步入工作岗位的“农村大学生”们很快又陷入一个颇具负面含义的标签——“凤凰男”(人们经常用“山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比喻那些出身贫寒、靠自己勤奋努力走出农村、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凤凰男往往指男性，但也有凤凰女的说法)。在村庄，凤凰男是被人欣羡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城市，人们却对凤凰男有诸如“死要面子”“思想守旧和古板”“土气”“吝啬”“大男子主义”之类的刻板印象。王文龙称其为“凤凰男的污名化现象”[1]。许多有关凤凰男的“经典”故事伴随着一个城市“孔雀女”(在网络上，把城市女孩统称为孔雀女，也有特别指那些在父母溺爱之下长大的城市独生娇娇女的意思)亲身的“血泪史”，正是孔雀女自觉悲哀的现实处境衬托出凤凰男身上存在的种种“缺陷”。但若是将凤凰男这些所谓“缺陷”映射出的心理和文化特质理解为一种被动的“污名化”，就忽略了这一群体成长经历的特殊性与个体的能动性。 凤凰男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那些通过取得高学业成就实现向上流动的社会底层子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凤凰男。在西方学者的研究里，有一个与凤凰男相同意向的称谓：阶层旅行者(class traveller)。文化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茨·特朗德曼(Mad Trondman)对瑞典19世纪80年代“许多没有太多思考的短途阶层旅行者”进行了研究[2]。他把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人称为阶层旅行者，阶层旅行意味着“向上的流动”[3]。个体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跃升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是一场漫长的教育与文化之旅。 早在1960年，美国社会学家特纳(Ralph H.Turner)就对社会向上流动可能造就的心理和人格特质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在竞争性模式下，人们由于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升迁而形成严重、持续的紧张心理。而在赞助性模式下，人们为了适应阶级地位的变换必须经常地改变友谊方式，人们遇到的更多的问题是如何克服障碍以学成精英阶级的价值体系。进一步弄清这些区别有赖于进一步认识美国的阶级制度。到现在为止，尚未有人研究过在赞助性模式下人格形成的过程”[4]。在中国情境下，高学业成就的农民子弟一般历经农村小学、农村/县城中学、城市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向上流动轨迹。这其中既有带有分流和选拔性质的赞助性流动，又有长期的竞争性流动。这种“向上的流动”或者说“阶层旅行”会锻造出怎样的心理特质，又可能会付出何种文化代价？梳理西方学术界与阶层旅行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理解凤凰男，即当今中国社会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农民子弟提供新的视角。 一、阶层旅行者的心理特质 阶层旅行者共通的社会向上流动经历似乎使他们具备了一些相似的群体特质，美国关注社会流动的研究者们通过数据统计发现了一些端倪。比如，“总体来看，向上和向下流动的个体相比停留在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地位的人孩子更少”[5]；“向上流动的个体更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6]，“向下流动的个体参加工会的比例低于那些父母就是工人的人”[7]。但遗憾的是，以上研究都是基于统计数据的量化研究。伊丽莎白·希金博特姆和林恩·韦伯批评说：“之前的对白人男性的定性研究以及后面对个体教育与职业发展的定量研究都缺乏对目前情境下社会流动的主观体验的理解”[8]。量化研究提供的数据结论虽然容易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没有回答阶层旅行究竟对个体心理和人格造成了何种影响。这一缺憾促使学术界对阶层旅行这一特定社会流动进程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1.三重羞耻感 尽管阶级在美国是一个“肮脏的小秘密”，“因为它并不像性别和种族那么明显”[9]。但正是在美国，涌现出了不少有关阶层旅行者的研究。理查德·森尼特和乔纳森·科布在《阶级的隐藏伤害》中根据一个实现大幅阶层跨越的银行经理人的访谈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阶层冲突的内化”，即“每一个人之间的争斗过程导向每一个人内在的争斗”[10]。杰克·赖安和查尔斯·夏克瑞认为阶层流动意味着“阶层体系中的冲突会内化在个体的、实现社会流动的人身上”[11]。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求学过程中的种种文化冲突形塑着阶层旅行者的心理特质。因此，探索阶层旅行者的心理特质离不开对他们的学校和家庭体验进行深入考察。 社会底层子弟要想实现向上流动就必须与中上阶层子弟打交道，学会如何在中上阶层社会立足。但他们毕竟所能享受的物质条件不如中上阶层子弟，他们的原生家庭也不可能像中上阶层家庭那样传递一套系统的中上阶层文化资本。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通过长期对美国不同阶层、种族家庭生活的观察和访谈，认为中产阶级“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方式相比于贫困工人阶级家庭教养孩子采取的“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能够很大程度上让孩子在学校生活中占据优势。她认为：“对于工人出身的家庭和贫困家庭来说，他们在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和教育机构的标准是不同步的。其结果就是，如果家长采取了协作培养的策略，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像比利·杨内利，温迪·德赖弗和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这样的孩子，他们看起来就在自己历经教育制度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12]。“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13]。处于求学阶段的阶层旅行者在面对公共机构和中产阶层社会时容易手足无措，难以融入，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这便是第一重羞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