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一种源自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独特学术思潮、思想范式和知识实践，本身具有鲜明的议题开放性、情势分析性和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等特征。自从它被当作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引入中国大陆学界以来，已被多门专业和学科的研究者竞相采用。但是在一些对“文化研究”抱有较高期待的人看来，大陆的文化研究似乎依然未能在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说，未能对占支配地位的各种意识形态(比如威权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和压迫性的文化结构(现实的劳动和生存文化被资本所把持的商业大众文化所遮蔽、扭曲和移置)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和扭转。相反，学术界呈现给人们的，大多是简单挪用各种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维度对文化文本或文化表征进行“流畅”解读的平庸成果。鉴于此，近年来有多位学者开始对“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历程、发展实绩和当前困境进行梳理和探讨。①尽管这些探讨在推进“文化研究”中国化这一目标上基本一致，但立论点和策略指向都多有差异。随着学界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实文化结构的认识日渐深入，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文化研究中国化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更多同仁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寻。 一、文化研究“中国化”背后的英国语境 我们用“中国化”这个提法，意味着“文化研究”有英国渊源和传统，在美国和澳洲有普泛化的扩展，在港台或其他地区有独特的呈现。换句话说，在讨论文化研究中国化(本土化)之前，需要对英国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传统和精神做全面的理解，然后再尝试着去确立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特殊处境。 国内对于英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关注、译介和研究，自上世纪末就开始了。代表性的译介和研究著作有：2000年大陆出版的最早的一本《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2006年出版的《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2011年出版的《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黄卓越主编)以及2013年出版的《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徐德林著)。另外，近十年还出版了30多部直接与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的译著以及大量的译文和学位论文。面对数量浩繁的各种文化研究成果，回望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及其万花筒式的全球扩散历程，估计没有哪个学者能对“文化研究”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戴锦华在演讲中干脆将文化研究称之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争夺意义上的“文化游击战”，而陈光兴在给台湾官方学术管理部门提交的报告中说文化研究“涵盖空间、理论、翻译、女性、身体、同志、后殖民、电影、媒体、大众文化”等五花八门的学科领域。②这些描述极富形象感，精辟地展现了英国文化研究在经历了多次扩展和全球性扩散之后的纷繁情状，但似乎都不打算对“文化研究”做明确的界定。 鉴于此，为了更好地讨论“文化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我们不得不对英国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传统做进一步梳理。依照“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的回忆，英国文化研究直接得益于1956年之后迅速崛起的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推动，其主要的政治动机是试图解释和应对“二战”以后英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国际政治形势。文化研究的几位早期推动者大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和帝国的边缘地带(非英格兰或殖民地)，且大多在“二战”期间或之后以“奖学金男孩”的身份，史无前例地进入了名牌大学的人文科系。不无反讽的是，有幸进入名校的机遇非但没有挑起他们向上层精英社会努力攀爬的雄心，反而激发了他们对于“高雅”而僵化的传统经典人文学术体制的质疑和反叛，促成了他们对于自己原来所属的底层阶级文化或边缘(殖民地)文化的自觉认同，培育了他们反资、反殖、反帝的情感与从事成人教育(服务劳工阶级)的共通经历。文化研究作为对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伟大”精英文化传统的反叛，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学科的知识实践”。经历了1960-1970年代的扩展，文化研究其实引发了华勒斯坦所说的那种对于现代学科的分化史、规训制度(disciplinarity)及学科权力的全面批判。③ 以上所述英国文化研究得以兴起的历史语境，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实践方式。首先就涉及对“文化”概念的界定。雷蒙·威廉斯不再接受“文化”就是“被思考过和被谈论过的最好事物”这类精英文化观念，也无法接受文学教育就是对英语文学“伟大传统”的细读，转而认为“文化是平常之事”④，“文化体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或一个群体的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⑤他对文化的这种重新界定，直接将文化从思想(精神)层面拉回到了平民社群的现实生活当中。威廉斯与理查德·霍加特和E.P.汤普森类似，不但肯定了那些以工人阶级社群日常生活方式呈现的文化样态的存在意义，还进一步强调了工人阶级社群文化独有的那种参与型文化政治、共享型政治想象和美学趣味。英国文化研究第二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对文化主体的能动性的强调。英国新左派重新解释了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他们并不认为文化及文化主体是一种被动的、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存在，而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是相互渗透的，并且重视文化(尤其底层民众创造的文化)本身具有的那种能动的、积极的反抗力。 英国文化研究第三个突出的地方就是不断地吸收欧陆理论，直面英国社会现实变化在文化上呈现出的新表征，而且出现了霍尔这位重视文化表征复杂性和结构性的大批评家。霍尔敏锐地注意到日常生活方式日益呈现出符号表征化的特点，他倾向于把文化视为对某个群体整体生活方式进行符号化展现的风格或仪式，由此将人们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解向前又推进了一步：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符号化表征的批判性解读。难能可贵的是，霍尔又借鉴并整合了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结构因果论、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博弈理论以及其他欧陆批判理论，注意到了消费社会来临和符号化表征泛滥对于普通民众的深刻形塑和文化压迫，尤其强调要对文化表征背后复杂接合起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进行复杂化的情势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霍尔由此完善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对象选择策略，即不只是对一般的符号表征进行解读，而是要对那些能够呈现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复杂化的符号表征进行深入的情势分析和批判性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