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大选标志着美国政治的新一轮重大调整。由于现任总统因任期限制无法谋求连任，本次大选势必要选出新人来出任美国总统。同时，34位国会参议员、全部435位国会众议员及6位没有投票权的国会众议院代表要进行改选；12个州的州长、美属萨摩亚及波多黎各等两个属地的行政长官及多个城市政府要举行换届。①就大选结果而言，共和党取得了大幅度的胜利：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席位虽然有所缩水，但延续了占据多数地位的优势；共和党党籍的州长数量也从选前的31位增至33位；更为重要的是，70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出人意料地以306比232的选举人团票优势战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入主白宫。② 一场被认为是两位“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之间的白宫之争，却以所谓“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候选人击败“建制派”候选人的结果落幕，这一选举结果对观察、研究美国政治的现状与前景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一场怎样的选举?特朗普及共和党为何能够取得胜利?特朗普上台后将面对何种政治局面?2016年大选对美国政治而言又将意味着什么?本文就尝试基于选后掌握的有限信息对相关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一、2016年大选的环境与趋势 既定且难以改变的环境一定程度上约束并驱动着总统竞选所有参与者的策略制定。③环境或特定趋势塑造着竞选议题，甚至决定着选举政治的最终走向。对于2016年大选而言，选举本身的开放式定位、当前美国民众特别是白人群体的民怨情绪、反对精英政治的“反建制派”趋势，以及社交媒体所发挥的个性化效果，都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本次选举的基调与态势。 首先，开放式选举决定了本次大选的基本结构。所谓“开放式”选举是指总统大选中在任总统不能或不愿谋求连任、副总统也未参选，从而使大选完全向两党各参选人开放的选举。这种形式的选举提升了总统大选的竞争性与不确定性。自民主、共和两党首次同时参与总统大选的1856年以来，共有12次开放式选举，21世纪以来已出现了两次(2008年和2016年)这样的大选。同时，美国在过去24年中经历了三位连任总统、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治钟摆”过程，这凸显了美国总统政治及其政策议程进入了延续性相对较低、变动性相对较大的历史阶段。 一方面，民主党面对求变的民意。美国历史上上一次出现延续某一政党对白宫控制的开放式选举还是在1928年，即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接替同为共和党的加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且是以全美经济繁荣和民主党分裂为重要背景的。④时隔88年之后，民主党治下的美国经济并不令选民满意，民主党继续控制白宫所面临的民意压力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共和党面对整合的难题。在同时容纳17位主流参选人竞争的历史性规模的初选中，共和党陷入了分裂状态，杰布·布什(Jeb Bush)、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等参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无法整合“建制派”力量，最终为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机会。⑤ 第二，美国选民尤其是白人中下层群体的民怨情绪营造了本次选举的民意环境。2016年大选充斥着美国民众在经济与就业、社会议题与族裔关系，以及国际地位与安全环境等多层次议题上长期积累的不安、不满、愤怒甚至是恐惧情绪。这种谋求变革的民怨是以全球化作为主要背景的，并表现为资本流动所导致的美国国内实体经济空心化与移民流动导致的美国国内人口结构多元化等两个核心矛盾点。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令民众“无感”而“无奈”，⑥改善经济与就业状况一直是美国公众最为关注的首要议题。⑦一方面，就业增长更多地来自低端服务业而非实体经济。据统计，2014年美国就业岗位中的80.1%是由服务业提供的，而工业实体产业与农业只分别创造了15.1%和1.5%的就业岗位。⑧美国劳动者特别是蓝领工人的就业在水平、质量和稳定性上都难言理想。更糟的是，由于专业程度低而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与流动性，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极易因被新移民、少数族裔等更低成本的劳动力群体取代而再度失业。另一方面，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呈现出空前的萎缩态势。根据2015年年初的统计，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例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61%降至49.89%的历史低点。⑨与之相伴的是，社会财富继续向富裕的高收入阶层快速聚集，令处于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普遍存在着强烈的“被剥夺感”。 在经济与就业议题上受累的同时，白人群体还面对着人口结构多元化带来的认同危机。一方面，据保守预计，由于新移民的激增和少数族裔的高生育率，美国可能在50年后成为“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的国家。⑩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的疑问已萦绕在所有美国人心中，构成了主导地位岌岌可危的白人群体持续焦虑的根源之一，进而从历史中走来的种族与族裔矛盾再度凸显出来。另一方面，经济与就业改善的难遂人愿、中东地区极端伊斯兰思想的抬头，以及美国国内枪支泛滥的顽疾，共同将族裔矛盾抛入了恶性循环之中。低水平的就业加剧了白人蓝领中下层与少数族裔、新移民之间的生存竞争，恶化了少数族裔、新移民的经济处境与社会状况；而这些无法实现所谓“美国梦”的少数族裔、新移民群体又极可能受到伊斯兰极端思想的驱使，在控枪不利的状况下酿成诸多恶性事件，从而再次激化白人与少数族裔、新移民之间的敌对情绪。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2015年加州圣巴纳迪诺枪击事件、2016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酒吧枪击案等类似事件的实施者，皆为“梦断”美国的少数族裔新移民。根据调查，有大约四成美国民众同意将“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驱逐出境；在叙利亚局势日益恶化之后，超过一半的美国公众都反对美国接受叙利亚的难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