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几乎有一个世纪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首次设立国际关系学教席，其后百年无疑见证了种种可贺的事件，未来仍将有许多东西值得庆祝。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公众对国际事务重要性的认知获得极大的提升。在高等教育的各部门，有关国际研究的课程激增。国际关系学科本身也以一种真正不同凡响的方式向前发展，它从一项相当狭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冷战的军事与外交关系——转换成某些时候看似是一门普世的学科：一个欣欣向荣的知识中心，其思想与方法从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引入，各学科在此交汇，充斥着丰富与众说纷纭的辩论与创新。 然而，今天的国际关系学同样也在经历一种知识信任危机。2013年，《欧洲国际关系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编辑们发起了一期名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的特刊，指出将该学科塑造为一个整体的最基本的辩论“现在正在平息下来，并且……该学科已经进入一个理论构建在很大程度上被更加狭窄的假说检验活动所取代的时期”。①与此相反，奥利·维夫(Ole Waever)认为，相对于从前，今天的国际关系学理论性更强，只是它并非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从其他学科引入的理论。②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则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这些理论呈碎片化形式存在于多种知识“阵营”，并只能借助于其自身的营火而为人所见，而且不再参与就共同主题发起的共享对话。她声称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有这种可能——“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已经走向尽头”。③ 然而，倘若如此，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理论显然并未被明确地觉察到走向了终结。因为正如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最近所表明的那样，国际关系理论的外部影响或多或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国际关系学确实从学科外引入了多种概念、理论和方法，“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科与社会/人文学科的交流几乎是单向的，并且对我们不利”。④过去，人们为国际关系学没能产生影响其他领域的大思想而感到遗憾，⑤但是今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国际关系学的凭据(credentials)显然仍不能令人信服，以至于2015年《政治科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应该放弃国际关系学分支吗?》的文章。在该文中，作者思索了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关系学分支是否应该被放弃，其部件是否应被分配给新的分支学科，即冲突、机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行为。”⑥布朗的结论是眼下国际关系学应该被保留，主要是因为如果将其分解，会在几个替代学科内产生新的边界问题。没有迹象表明国际关系学自身对社会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何解释这一特殊情形?作为一门专业，国际关系学的繁盛为什么无法摆脱挫败感和脆弱性?对于这种情况能做些什么? 在本文中，我力图分三个主要步骤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认为从较深层次上剖析，国际关系学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它是作为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延伸而出现的，一直被困在一个借入的本体论中，我将其称为“政治学的囚笼”。 随后我论述了这一结果完全不是必然的。正如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这些更为成熟的学科一样，国际关系学也是建立在有关社会世界的基本事实之上，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都充满了意义。人类世界由共存的诸社会的多样性构成。了解如何从知识方面掌握这一事实，如何超越有关地缘政治的狭隘观点去拓展自身，并且如何由此去发掘国际关系学对其他研究领域的意义，这一切是确立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发展出能够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话的思想之关键。 最后，我提供了这种思想的一个范例——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正是基于社会多样性这一事实)。结果，它使我们能够重塑对于“国际”(international)⑦自身的理解，重新设想国际关系学挣脱政治学的囚笼，并以其独特的洞察力影响其他学科的主旨，从而进一步拓展自身。 一、政治学的囚笼 那么，什么是“政治学的囚笼”?国际关系学创始文本之一 ——爱德华·卡尔(E.H.Carr)的《二十年危机》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诚然，该文本的基础性地位需要审慎看待。此书的修辞结构——尤其是卡尔关于国际关系学处于初创期，以及他所谓“乌托邦式”对手的立场的断言——激发了一部旨在强化自身的饱受质疑的思想史。⑨不过，卡尔依然通过同样的修辞逻辑，准许自己返回到首要原则(first principles)并就国际关系研究自身做出基本论证。国际关系学的起点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它的主旨?涉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时它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卡尔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引起我们反思自己的基本假设，它们也能够使我们看到政治学的囚笼，尽管它还在建造中。 有关这部分论述出现在《二十年危机》第三部分第七章。此前卡尔全神贯注于两个预备步骤。在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陈述了自己有关知识学科形成的一般观点，认为各学科的形成是为了回应人类某些迫切的需求。由于这一意图先于并且塑造了新问题，从而导致出现一个起始的、前科学阶段。他指出，在该阶段“意愿或者意图的成分非常强烈，对于事实与手段的分析倾向则是薄弱或者不存在的”。只有当这一初始阶段的乌托邦式的方案招致失败时，新学科才被迫从志向转向分析。对于该项研究创立宗旨的现实批判则促使它脱离“婴孩及乌托邦时期”，并确立“被视为一门科学的主张”。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