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城镇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36.2%增加到了2015年的56.1%，十五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对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提升速度的快慢以及未来变动的趋势，理论界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审视我国城镇化进程，反思其中的现实问题，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正确判断，是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对于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一数字被高估了，理由是：其一，56.1%的城镇化率是按照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计算得到的，而大量城镇流动人口只是被统计在城镇人口范围内，并没有享受和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如果从市民化角度修正中国城镇化水平，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要比当前低9个百分点左右②。其二，目前统计出的城镇化率部分是各地通过行政手段扩大城镇面积的结果，这使得我国城镇人口中包含有大量实际上的乡村人口，城镇化率数字有水分③。其三，从后发国家的经验看，在城镇化加速期，某些局部地区达到超过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提高速度是可信的，而全国总体上都达到了这种速度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因此中国城镇化率不可能这么快地增长，城镇化率是被高估的④。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是被低估了：由于一些地方存在着大量在就业、生活方式和居民点形态上具有相当城镇特性的人口存在，而在传统意义上的城乡二元区划标准下，这些人口并未被划入城镇人口。但如果把这部分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城镇景观和功能特征，又尚未完全达到现行城镇人口统计标准的乡村地域上的人口计入城镇人口，则实际城镇化率将大幅提高⑤。 对于我国城镇化水平提升的速度和未来的趋势，也有着不同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受户籍制度以及政府人为限制城市发展政策的长期影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缓慢⑥；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也滞后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或同样发展阶段国家的城镇化水平⑦，未来应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有必要到2030年实现80%的城镇化率⑧。也有些学者认为，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超高速的、有风险的⑨。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处于一个“大跃进”和空间扩展失控状态，城镇化速度虚高；特别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水平及就业岗位增加不能适应如此冒进式的城镇化；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乃至破坏。中国目前的城镇化速度过快，未来应当适当控制，并且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⑩。 上述文献从对城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对城镇化的国际经验比较以及对与城镇化相关的自然和社会因素角度，对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快慢及变动趋势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但已有文献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都缺乏对我国新增城镇人口来源构成的分析，即只关注了城镇化水平量的层面，而忽视了结构层面，因而对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发展趋势的把握是概略的、间接的，无法发现城镇化率数字背后存在的问题。而从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进行再认识，有助于使我们清楚地把握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实质，找到统计数据背后所隐含的逻辑，发现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真实问题，并得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二、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分析 城镇每年新增人口的来源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由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三是由于乡村变为城镇而导致的城镇人口增长。根据历年的全国总人口和城镇化率，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每一年城镇新增人口数量。在城镇新增人口中，对于第一部分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数量，可以由上一年的城镇人口数乘以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得到。第二部分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11)和普通高校农村籍新生两部分。根据官方统计口径，农民工分为在户籍所在地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本地农民工和离开户籍所在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外出农民工。严格来说，只有外出农民工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进城农民工，应被计算在城镇人口中。本地农民工中只有在“镇”务工的才计算在城镇人口中，在“乡”务工的不能计入，我们先暂且不把本地农民工考虑在城镇人口中。普通高校农村籍新生人数我们可以从教育统计年鉴中查到。对于第三部分，由于乡村变为城镇而导致的城镇人口增长，可以通过将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减去前两部分得到。我们按照上述方法将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整理出来，如表1所示。 可以发现，近几年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年增长量大约在2000万人左右，其中每年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和普通高校农村籍新生均在300万—400万之间，比较稳定；新增外出农民工人数波动较大，但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由2010年最高时的800万左右下降到2015年的63万。城镇新增人口在扣除城镇自然增长人口、新增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普通高校农村籍新生这几部分之后，还有一个差额，就是由城镇面积扩大所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长(表1中第5列)，这部分人群数量相当可观，年均在1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城镇新增人口中有约一半是由乡村变为城镇所带来的，而农民工进城打工对城镇化率提升的贡献最高的年份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近两年更是下降到了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水平。这一结果显然与人们过去对人口城镇化来源结构的认识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