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的书信是特指——《贾植芳、任敏致胡风、梅志、路翎、晓风、晓山信件选(1982-2005)》，凡一百二十余通，笔者参与整理、校注，收入《贾植芳全集》(第五卷)①。 贾先生曾在信中殷切劝告梅志：“除服用必要的药物外，首先应从生活上着眼，要节劳，注意必要的营养和休息……除平常的饮食外，还应吃些补品，我们这里上了年纪的高寿老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经验之谈，我以前还不理解，甚至当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来否定，这几年我才从实际中懂得了。我们这里有一二十位八九十岁的老头子老太太，都是以此获得健康和长寿的。这点应该向他们学习，何况我们要做的事还只是开头呢?”(1986.7.25)这是指哪些“事”?而贾先生又做了哪些“事”呢? 我把这些事情理解为贾先生晚年的学术部署，其中很多的环节，与历史记忆的“拨乱反正”有关。“风兄的回忆录我到手后即读过了，这样直抒胸臆，让历史说话顶好，这样不仅有助于澄清这些年来由于‘人工降雨’所积有的灰尘，也有益于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研究……”(1985.3.17)“文集所收各文，最好都加个‘题解’或必要的注文，由您代行为上。这有利于中外读者，尤其我国的中青年两代。对于胡先生的文艺思想和事业贡献，他们多年来都被蒙在鼓里，闭目塞听，这种人工造成的不正常的历史现象，令人可气可笑。因此，多加注文，也是一种拨乱反正的需要和措施。”(1982.2.25) 发扬幸存者的声音，让更多的后来人了解这段历史。这是贾先生晚年关注的重中之重。 因为身在高校，就近取材，贾先生为胡风全集的出版，可谓投入了一切可以争取到的力量：搜寻刊载胡风文章的各种资料，不但亲自上阵身与其役，任敏师母、内侄女桂英都参与(1983.11.15)，且发动身边的友人和学生，“我们这里的工作同志，在她们查阅旧报刊的工作中，也随手记下一些所见到的胡先生文章题名。”(1982.5.20)尤其是胡风早年的一些论文，请人“在上图等处查阅过，希望能一一复制，但上海无这些刊物(因为这些文章凭我的记忆，似乎未收进他的集子内)，现将目录抄出，希望能在北京查查，实在不行，再托日本人在日本复制(我这里带一个日本横滨大学进修的副教授)”(1983.12.25)。广搜材料之外，贾先生还以学术眼光建议晓风，“不妨定下心来，为胡先生编一部大型的《年谱》，从他的生活和文学道路中，反映八十年来的一个历史时代的内容，包括中外大的历史事件、文坛风云、政治文化斗争等等。总之，从一个人的生涯看一个动荡的年代，一定很有意义和价值。”(1990.5.31) 对胡风及七月派的各种研究性资料，贾先生一方面因身在高校，得以率先过目，另一方面又出于学术敏感，主张“介绍进来”也“翻译出去”的态度。 先看“介绍进来”这一方面。如1983年11月15日致梅志信中以下三条：(一)1983年6月29日夏志清来复旦大学访问，贾先生参与接见②，信中提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夏志清、李欧梵、刘若愚“编辑的一本《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③，其中有一篇路翎小传，已被我们这里编‘路翎研究资料’的同志收入”。(二)捷克普实克编的《东方文学辞典》，其中第一卷收有胡风条目，贾先生复制一份寄给晓风，并嘱译出。(三)“我这里还有一本林曼叔、海枫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版)，也是一本海外华人著作，其中有一个专门章节，你处如未见到，我可复制有关章节寄你存查。” 又如，贾先生注意到台湾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正中书局1979年8月出版，书信中作“《中国新文学史话》”)，书前有胡适一篇演讲作序，这篇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序言中，提及了胡风及1955年事件，贾先生提醒胡风家人“注意收罗这方面的材料，它们有其史料价值”(1985.3.17)。还有：“我将托去香港的朋友，在那里收集些最近海外对胡风第三次平反后的反响和论文，因为国外一直注意这一问题，作为了解中国现实政治的一个视角，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大课题。”(1988.11.13)“日前有一个日本京都大学的博士拜访我，说是日本研究胡风的人多起来了，我托他收集这类材料。”(1988.7.1) 关于“译介出去”也举一例。胡风在1984年时写过一篇文章《略谈我与外国文学》，刊发于《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广西大学还办一个向外发行、用英文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我当建议他们译成英文，在该杂志刊用，向外发行，以广流传。”(1984.2.1)故而贾先生特意将胡风此文“复制了一份，托广西大学来人带回”(1984.3.24)。《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又名《文贝》Cowrie)是一份公开发行的英文版学术刊物，最早为广西大学所办，由杨周翰任编委会主任，贾先生与孙景尧任副主任，编辑为孙景尧和美籍专家马克·本德尔。创刊号于1984年2月出版，次年2月出版了第二期④。胡风的这篇文章英文版正式发表于第二期上。而贾先生之所以出此安排，他的考虑是：“这个外文刊物，第一期出版后，在国外颇有影响，英法一些刊物都有评价，风兄应该多找机会，在国际间‘亮相’，也算以正视听的一个方面。”(1984.6.1)贾先生后来遇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编辑孙景尧，后者刚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比较文学年会，告知：“此次去巴黎，带了《文贝》第二期一百册，分发与会各国代表，影响颇大。东欧一些国家代表，甚至闻讯向他索取，我听后颇觉安慰。”(1985.10.4)这里再提供一条旁证材料，乐黛云先生在怀念孙景尧的文章中提到：“特别是他1984年开始策划并编译出版的第一个中国比较文学英文刊物《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学刊》六卷(漓江出版社，1984-1991)更是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1985年8月，国际比较文学第11届年会在巴黎召开，代表中国学者出席此次大会的杨周翰教授在他回国的报告中特别提到法国比较文学元老艾田伯的总结发言。这个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1980—1985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其中引用的材料大部分出自《文贝》。”⑤由此可见这份杂志的国际学术影响，以及贾先生上述预见之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