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舟：在复旦中文系资料室，悬挂着一张贾植芳先生生前的相片，先生神色飞扬，似乎仍在笑谈后学迷津。自大二陈思和老师告知这张相片的存在起，在其下的案头，看书乏时，偶尔我也不禁抬头遐想，对于我眼下置身的现实生活，对于我方今关切的学术问题，先生究竟会作何议论?可先生是不会给我任何直接应答了。这相里相外的距离，较之当年狱里狱外的天翻地覆，或许亦未必来得逊色吧?然而，距离从不意味着传统的失效，更不应是有关文学和历史对话的终结。相反，它具备着激活与拓展传统力量的无穷可能。只是若想跨越时间之壁，所要做的不仅有重返历史现场，更应将自身的关怀与问题意识融汇其中，在生命能量的彼此冲撞间再度审量过去之于当下与未来的特殊意义，这离不开在阅读和思考的磨砺间不断地自我精进。今年恰逢先生百岁诞辰，值此东风，我以先生日记为中心，兼及其他地阅读了一批材料。所以选取日记为主体，诚如先生自己所言，“日记是一个人灵魂的展览馆，尤其是一个内心生活丰富和复杂的诗人或作家，又处于历史激变社会转型期的时代，他的精神世界的骚动，更其剧烈和纷繁。又因为作者写作的目的，是留给自己查看的，因此，它真实而纯净，像一个没有浓妆艳抹的妇女，倒显出她的天然风韵和她的‘缺陷美’——她的真实的自我。它是真正的写实文学，不仅是一个诗人或作家的生活记录，也是他的成长史、人格史和创作史的自然形态。至于当时的社会动态、文场风习，这里当然也有其事实的反映和清晰的折射。因此，它又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聚光镜。”我想，通过日记走入贾先生生活思考的一段场景，并借由先生这扇窗口，以点带面地打开对于一个时代的观照，或许亦可算作承续传统中的小小一步吧。在阅读基础上，我向陈思和老师提出进行一次访谈，希望借由陈老师长年在先生身畔的体验弥补我于感性事实上的天然匮缺。此次对话涉及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先生复出后的学术活动，这也同先前对先生的理解主要偏重在四度入狱的苦难事迹有关。囹圄生涯固然是先生高贵精神的缩影，但我想，在变动不居又风云诡谲的20世纪80年代，先生对于往昔苦难的超克，对于知识分子岗位的坚守，也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更为深远的意义。访谈的题目化出先生复出后的诗歌创作《笔颂》。对先生而言，这支笔引领他走过掀翻旧世界的战斗，也用其沉默记录下先生黑暗时节的人性光辉。而对我们来说，先生的这支笔或许也已久别，可它却从来未曾失去。 吴天舟：很高兴能和陈老师谈谈贾先生。虽然在课上已多次听您讲过先生，但真正接触先生自己的文字、相对完整地走进先生的一段生活这还是第一次。读完先生的日记后我非常感慨，我觉得先生就像历史中的一座灯塔，通过他照亮的道路，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的把握也好，对于现实的种种判断也好，我想我们都能看得更加透彻，也更能明白知识分子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毕竟我没有亲身参与到这段历史中，在对那个复杂时代的理解上我可能存在不少不足，因此我很想听听陈老师是怎么看的。 陈思和：你列的提纲我看了，几个问题提得挺好，有些之前我也没有想过的角度。不过你主要是根据贾先生日记提供的线索来提出问题，但尽管以前也翻过一些，可先生的日记我基本是后来在主编《文集》的时候看的，所以我对贾先生的感觉也不一定以日记为准。我跟贾先生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有些问题我也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谈，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吴天舟：我们就从贾先生的复出谈起吧。陈老师留校后很快担任了贾先生的助手，所以对于贾先生复出后的工作，包括对于那时候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建您应该是最了解的，所以首先想请您先作一个介绍。另外呢，对于那时尚处在青年教师阶段的您来说，跟随先生工作对您最大的收获与启发是什么，这又对您后来的学术生涯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陈思和：我是1978年下半年认识贾先生的。那时候他刚刚从监督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贾先生来了的事是资料室一位叫周春东的老师跟我说的。虽然那时候上面已经给贾先生从宽处理，但因为胡风问题的平反比较晚，他那时候还没有平反，“胡风分子”帽子还戴着。那时候一般被批斗或者被管制的教授通常是沉默的，在公众场合不会主动发出声音，贾先生很不一样，他每到一个地方都非常引人关注，不停地说话，声音也很高，对学生也非常热情，后来我和李辉就慢慢地和他熟悉了。 贾先生当时已经开始学术工作了。他在资料室没有具体任务，基本就是劳动性质。那时候政治气氛已经缓和了，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刚刚起步，从事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师普遍感到资料搜集的困难，知识也没有积累，所以南方一些高校就想让复旦牵头，联合起来编辑一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帮助这个学科的建立。这套资料丛书最初是民间学术活动，内部发行的，不是正式的出版物。复旦中文系研究当代文学的都是年轻教师，具体领导是陆士清老师，比较活跃的是唐金海老师。这套丛书的编撰，主要是唐老师在牵头做，陆老师还在负责另外一个大项目，编写三卷本的当代文学史。系里拿到这套资料丛书的课题后，就请贾先生出来担任了这套丛书的编委，负责审稿，资料室的几位工作人员也集体参与了这个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文系领导当时对贾先生是不抱敌意的。那时除了一些老教师外，大多数青年教师都不认识贾先生，贾先生1955年被抓进去，而青年教师都是以后逐年留下来任教的，他们和历史上的案子已经没有关系了。因此，尽管贾先生的胡风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大家都知道先生的学问很好，外语也很好，就觉得先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这套资料集起先印出来的时候，用的是很简陋的白色封面，我们叫作“白皮书”，给参编大学的当代文学教师作教学参考用的，包括《茅盾专集》《巴金专集》等等，更多的是1949年以后写作的作家，像赵树理、马烽、西戎这些人的资料专集，也有一些作品，像《豹子湾战斗》《霓虹灯下的哨兵》《红岩》等等都有专集，主要是搜集有关研究、评论资料。“文革”后的文学几乎没有涉及。贾先生的工作主要是编三本，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和巴金专集，这三本是分配给资料室编的，贾先生自然就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当然具体的工作有周春东老师他们几个人在做，唐金海老师也有参加，不过唐老师自己还另有任务，像《茅盾专集》就是他自己编的，所以赵树理、闻捷和巴金这三本资料集主要是贾先生在负责。这套丛书编好以后，还请茅盾写序题词，这也都是贾先生去北京请茅盾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