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睿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能否请您简单地介绍《现代文学》创刊的背景? 白先勇(著名作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荣休教授):现在回头看,《现代文学》的创刊在某方面是个accident(意外)。为什么我觉得是意外偶然呢?那个时候我们班上刚好有一群年龄相仿的学生,对文学有一种热情、passion、有理想,还有才华。光只有理想不行,literary talent(文学才华)也非常重要。另外,要是只有一两个人也办不起杂志。所以刚好有这么一群人实在是偶然。在我们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么多人,只有少数几个。我们那一班的人数特别多。 核心人物包括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郭松棻和我,都是写小说的。也有一批不搞创作,但对文学也持有相同看法的,像李欧梵等等。当然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尽相同,但我们的文学观大致相同。这么一群人的理念和背景都很相近。 另一方面,所谓的偶然,一旦分析起来,又不是那么偶然。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就年纪来讲,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我们等于是out of the ruins(来自废墟之中)。过去的旧社会全都垮了,旧的社会的架构、社会的价值,因为战争,因为革命,统统给打散了。我们是废墟里长出来的新的苗子。我们的背景的好处是没有传统。因为五四已经把传统打垮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像五四那样一定要打倒传统,用不着!我们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 我们这一代刚好是承平时代,没有战争,没有革命。我们成长的十几二十年刚好有个比较安稳和安定的环境。环境的安稳让我们在intellectual(知识)上面的追寻,有时间慢慢地成熟,慢慢地坚定。我们不像五四那一代,风吹草动,来不及消化外面的ideas(思想),随手抓来就用来革命,用来改变社会。我们那一代比较有空间和时间去慢慢消化和酝酿。如果比较我们办的杂志跟五四那代人办的杂志如《新青年》《新潮》,你会发现我们的pace(节奏)慢得多,没有什么革命情绪,没有那种东西。如果有所偏激,那么那偏激一定属于文学的。这是我们跟五四那一代很大的不同。我们是新的一代所以有新的需要,对文学也有新的看法。 我在香港念初中。我开始读巴金、鲁迅等作家就是初中的时候。后来到了台湾,我手上还有那些当时的禁书。我个人对五四一代对文学的想法,并不算满意。如果把他们的作品与传统的《三国》《水浒》作比较的话,或者是把他们和西方的文学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文学在底蕴方面比较浅。五四的作品在文字上不如传统小说,在思想上——对人性的理解——不如西方文学。所以在我成长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不满。同时不少来到台湾的那些作家还是五四的遗绪,他们的那一套想法没有太多改变。当然那些作家其中有一些人的文字造诣比我们好。说真话,他们真的受到非常好的训练,比如琦君、张秀亚、林海音的中文都非常好。但严格说起来,好像还是有一种局限,没有那么大胆。这是我们当时对五四一代的看法。 白睿文:那么你们如何把那种不满的情绪转成创办杂志的冲动?是否跟夏济安教授曾经主编的《文学杂志》有关?因为《文学杂志》是在1960年停刊,不久之后《现代文学》便创刊。能否请您谈谈《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夏济安教授在《现代文学》创办过程中是否曾经扮演任何角色? 白先勇:当然那个时候夏济安先生办的《文学杂志》是我们的一个榜样,给我们一种inspiration(灵感)。我中学的时候开始阅读夏济安先生的文章。那个时候还有一本刊物——现在不大有人提——但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台大外文系赵丽莲教授编辑的《学生英语文摘》(The Student’s English Digest)非常重要。当时夏济安先生是很重要的一个contributor(投稿者),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同时当时每一期总有一篇分析英美经典名著的文章。夏先生就拿一两段或一页来分析。我想他那个时候刚好是受了new criticism(新批评)的影响,所以new criticism对我们这一代学生也间接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比如说我记得他分析Hemingway(海明威)的Farewell to Arms(《永别了,武器》又译《战地春梦》)开始的那段,提到过去的河流干掉,描绘那些pebbles(小石头)就像人的骨头一样,是战争和死亡的象征。完全是new criticism的遣词用句和分析方法。我对这种文学分析很感兴趣;就是“为甚要在这里要使用这个字?如果用这个字,它辐射出去,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的tone,它整个调子是什么?”对我来说这是好东西!夏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这方面他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后来我拿我写的小说给他看,他非常清楚哪几个字用得好,哪几个字用得不好。他对文字真的非常讲究。 白睿文:中学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文学批评实在很难得。 白先勇:对啊,我中学就读了!我中学很用功啊!(笑)我总是六七点钟去听赵丽莲先生的英语课。赵丽莲先生是混血儿,她的英文特别好听,像个少女一样,非常好听!七点的时候我饭都不吃,就是为了去听她念那些文章。也因为如此,我就开始熟悉夏先生的那些文章。后来夏先生的杂志创刊了,我记得第一册和第二册出版的时候我在台南学水利!当时我在工厂里要磨铁什么的。 白睿文:我还不知道您有这种念水利的背景! 白先勇:我学过一年,莫明其妙。我那时候的ambition(理想)是要去三峡建坝!为中国的未来……那是年轻人的想法!(笑)我小时候去过三峡,美得不得了!那时候我大概希望一边建坝一边写诗!(笑)反正,后来没有兴趣。在台南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文学杂志》刚创刊。哇,那真是为我打开一扇窗子。夏先生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文学,一方面以新批评理论讲评创作。有一篇评论彭歌的小说《落月》的文章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彭歌的小说讲述一个京戏名伶的一生。夏先生批评那篇小说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分析他为什么那样写。他给我的影响很深。后来柯庆明还说我是因为受了那篇小说的影响才写《游园惊梦》!I don’t know(我不知道),但我有时候想可能是。彭歌要表现那个唱京戏的女伶,夏先生就分析他应该怎么写。所以夏先生那种文学理论和方法对后来的《现代文学》绝对有所影响。我看到他写的文章之后便想,以后我也要在这个杂志投稿,而且他选稿也特别好。我后来念台大外文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夏济安先生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