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发表将近60年了，以茅盾“清新俊逸”①的赞赏辞为发端，可谓论者众多，好评如潮。然而它究竟有什么好，迄今为止似乎仍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我认为，《百合花》的好，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文学史意义，因为它典型呈现了现代左翼文学写作置身当代史情势中的抒情难题与作家对此的创作突围。茹志鹃背负着经典的左翼抒情传统进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史建构的文学叙述洪流，却终能以女作家清新的笔法构建大历史主题，将战争英雄的宏大叙事与人际日常精神慰藉追求相互融合，把现代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叙事演绎替换为战争时期军民鱼水情叙事的颂歌，使左翼文学里“革命+恋爱”的抒情回向了当代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温情，从而开辟了左翼文学抒情传统在当代语境里的新天地、新常态。 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左翼作家往往以战士和作家的双重姿态进入新时代，这里面不仅有何其芳、孙犁等老资格的前辈，也包括一大批茹志鹃式的年青文艺工作者。在建政立国的新时代里，不仅左翼作家与革命文艺工作者本人需要自我更新，现代左翼小说固化的叙述模式和抒情传统，也面临着新语境下的自我调适与抒情转型。于是乎，在“十七年”时期，这批革命作家、文艺工作者纷纷投入革命战争英雄史的宏大叙事洪流。彼时作为小字辈的茹志鹃，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也是如此。从《百合花》的文本解读出发，无论从故事情节、题材，还是从写作初衷，它都属于当代“十七年”文学中的战争文学，小说本意就在于叙述战争的某一侧面。 小说一开头就写道：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②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打海岸”“总攻”“文工团创作室”“主攻团”“战斗连”……一系列时代色彩明显的关键词，都足以调动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并很容易就可以唤起某些指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记忆。有了这些限定的关键词，读者自然就明白小说主人公的“我”从事的“帮助工作”的性质和目的。当然，大家都明白，如此具体的战争年份，已经很明确告诉读者：这是抗战结束后的某一次解放战争。 不经意间，作家潜意识里明确设置了小说题材的接续性——《百合花》里的战争与左翼文学里的革命，其实都是前后联结的同一历史序列。因此，与其说《百合花》属于泛战争文学，不如说它更属于现代左翼文学写作序列里的战争版。正是在这一点上，开篇就点明进行战争叙事的《百合花》，事实上与1958年1月出版的《青春之歌》一样，都属于左翼文学式的战争叙事，它们接续的都是现代左翼文学所开创的知识分子的革命抒情传统。不同的是，在篇首简单限定了小说的战争题材性质后，《百合花》随即转入了非战争过程的情感叙事。 但是，《百合花》在战争文学冠帽下所作的叙事转换，并非仅仅是出于延续、配合左翼文学叙事内容和情节模式上的步调一致，它更牵绊着左翼文学抒情传统在当代建政立国的新语境下的演绎与变迁。毕竟现代左翼文学叙事中的革命与恋爱，一旦进入新中国建立后的大背景与新语境，既有的抒情模式也必须同步转换与演绎。此时此刻，革命与恋爱都应该有、而且也确实有了胜利的果实与结晶。正如《百合花》开头所写，原来基于地下或半地下工作性质的左翼革命，而今已变成光明正大地奔向胜利的“打总攻”。 深谙左翼文学情感变迁的茅盾，率先敏锐发现了《百合花》在叙事题材和情感逻辑上的新动向。茅盾认为《百合花》：“故事很简单”，“但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③。茅盾显然对这种新时代、新社会情势下的人物关系备感兴致，特别强调《百合花》“写出了一个普通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④。不仅如此，在举例分析一通《百合花》在细节与人物描写上的笔法优点后，茅盾曾意犹未尽说：“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还可以讲许多，不过还是暂且收住罢。”⑤ 遗憾的是，茅盾对《百合花》里新式人物情感关系的性质变化的聚焦与敏感，在近60年内并未能得到研究者们充分的注意。茅盾为何要一再强调“一个普通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⑥呢? 朴素而言，年轻媳妇为小通讯员缝衣服的感情性质究竟如何判断，倘若从人物角色来说，无非是军民关系基础上的感情，这应该是吻合当时乃至迄今为止的主流话语定性标准的。要是再抽象一些，无非就是军民男女之间的朦胧情愫，但这在文本里仅仅有些似是而非的暗示。茅盾认为这“正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茅盾瞩目的却是“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⑦，并特意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⑧涤除出去，尽管他着眼的是感情性质和表述方式的差异。可见，有一点很明确，这里有着茅盾对“知识分子”的避忌和对“农民”身份的刻意强调。茅盾对“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的强调，显然是为了凸显它对小说主题内容上的基本定性，即《百合花》颂扬的是军民关系而非知识分子视阈中的男女关系——这个“民”不包括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