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年 拿到张悦然《茧》的试读本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这本小说，断断续续，好像写了快十年了吧。2007年我第一次在湘西凤凰认识张悦然，她就跟我提到正在写一部长篇，名字就叫《茧》，当时还发了一章开头给我看，我们就这个开头还热烈地讨论了一番。转眼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虽然还待在校园里，却再也不是那个仅仅生活在知识幻觉中的少年了。而张悦然也在几年后成为我的同事，我们偶尔会在课堂的间隙碰见，打招呼，寒暄几句。我大概是知道她在一直写她的长篇，却再也没有和她讨论过此事，她在教学工作之余，也几乎不参加任何文学或者非文学的活动，直到她拿出一本厚厚的《茧》给我，我才恍然一惊：十年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真的没有痕迹吗?发生过的事情太多了，以至于记忆都会出现问题。十年前的80后，似乎不是今天这番光景。二十多岁的年龄，在资本和商业的规划中挥霍着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叛逆，挣脱传统，走另外的路，世俗的野心和成功，通向远方的路似乎一帆风顺。在村上春树和安妮宝贝的感召之下，这些少男少女们将自己不多的经验和不长的人生装饰起来，以华丽的辞藻和修辞对世界发起挑战，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代表一代人。是的，在十年前，我们确曾有过这样的渴求，好像是一种懵懂的初醒，以为世界崭新而我们正站在人类的尽头。新人类的幻想曾如此激动人心，请问在那个年月的少男少女们谁没有怀揣这样的梦想呢?这夸张的情绪在大众媒体里被刻意放大，生理性的经验被描写为历史性的经验，单原子的痛苦被描写为社会性的痛苦。从这一刻开始，已经注定了这一代人——或者说80后这个符号所指称的意义——一定会失败。 这一代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刻意夸大的青春书写和青春想象中，他们被严重透支了。“无根化”的状态让这一代人的思考和写作缺少质量和重量，当青春消耗，往事随风，他们不得不惊讶地发现，十年过去了，那些最早登上历史舞台的80后们几乎不能留下任何东西——任何可以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提供路径的东西。 想起来这是必然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以四十五度角度仰望天空的头颅能经受得住真正的风雨兼程吗?假想的现代性和假想的个人主义曾经风靡一时，他们构成了这一代人最大的意识形态。他们以所谓的残酷、戏谑和玩世不恭来加入这场资本主义的游戏，最后却发现从一开始就是误会：在2007年认识张悦然之前，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位上海作家，我无法想象一位远离资本中心的“青春作家”。相信这是很多人的感受。这种感受甚至内化为这一代作家的想象方式，他们架空历史和社会，在一片完全的真空中去“创造”文学。在2011年台湾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了作家黄锦树对张悦然《誓鸟》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这种完全架空和奇观化的书写方式，是对“南洋”的不尊重。批评固然严苛，却不无道理。 十年来，80后一次次被宣布成长，2007的汶川地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社会给予和寄予这一代人的都不可谓不多。但在商业、资本、成功学和金钱至上价值观的冲击之下，这一代人确实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了。青春的偶像瞬间坍塌，文字迅速被转化为文化的生产，利益链条将每一个人束缚，虽然时代在不停地用那些“成功者”为我们脸上贴金，但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结构性的问题已经难以撼动，在既有的秩序和法则之中，8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精神的而不是生理——的成长变成了一件极其困难之事。因为成长并非意味着一个人结婚生子，在家庭的虚假拥抱中做一个小资产阶级或者伪中产阶级的白日梦。真正的成长意味着，面对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精神创伤，克服而不是回避它，在根部厘清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进入社会这个大系统里面陶铸自我，最终的诞生的那个主体，是一个真正的行动着的个人主义者。 “待从头，收拾旧河山。”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意识到并要克服既有的失败，只能从头开始，甚至是从零开始。 二、寻根之旅 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还去过一次药店，因为总是失眠。……我在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闲置的小学、死人塔、操场上荒凉的看台，这些都没有让我想起你。直到来到南院的西区。……我走到最西边，绕过它们，惊讶地发现你家那幢楼还在，被高楼围堵起来，孤零零地缩在墙边。 这是《茧》的开篇，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叫李佳栖，生于1982年。“回到”这一词是这段话的关键，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主人公并非是按照线性时间的安排来叙述故事，而是切入了回忆的视角，它同时也表明，我们的主人公在以前的某个时刻逃离了此地，此时不过是故地重游。故事往往就是这么开始的，在故地遇见故人，故人好像还一直没有离开，在原地等待，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成全”这个故事。李佳栖和程恭的重逢构成了讲述的起点，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构成了故事的动力。这首先是两个80后之间的故事——考虑到我和这两位主人公几乎同龄，也可以说，这首先是一个我们的故事。这不由得让我心头一紧，还有什么故事可讲呢?童年的阴影，爱的缺失，生理性的痛苦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宣泄，这些都在重复的书写中几乎耗尽了意义。与前一代作家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书写”上停留时间过长，关键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在自己的青春中创造出一个少年维特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当然，我们甚至也没有创造出如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那样的隐喻和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