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歌德在读到普罗提诺的著作之后，欣然命笔，写下一首名诗，诗中写道：“如果你的眼睛不像太阳，你就看不见太阳……” 2008年，阿来的长篇巨著《空山》第六卷发表，历时四年的三部六卷本“机村传说”终告一段落。巧合的是，十年前，奠定阿来文学史地位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发表，也经历了四年时间。不同的是，前者是陆续写作发表的时间，而后者经历的是十几家出版社不断退稿的搁置时间。 这一年，阿来因《空山·第六卷》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零零八年度杰出作家”奖。授奖词中这样写道：“阿来是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他的写作，旨在辨识一种少数族裔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在当代的回响。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在地上则会面临被淹没和瓦解的命运。”“声音”一词至关重要，它也许是打开阿来叙事之门的一把钥匙。在颁奖当日，阿来作了题为《人是出发点，更是目的地》的获奖演说，以其一贯的人文主义立场做出了回应。 随后的若干年中，阿来继续其长篇创作之旅：2009年，“重述神话系列”之《格萨尔王》在北京首发；2013年，《人民文学》第八期刊登了其“历史非虚构”长篇力作《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十几年时间，阿来在长篇叙事的各种可能性上，花费了诸多心血，也做出了可贵的努力。神话传说与传奇都是古老的叙事形式，阿来追溯本源的借鉴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追寻其在当今生活和历史中不死的灵魂。 也许是多年的长篇创作过于疲惫，用作者自己的话，想休息一下写些轻松的东西。于是便有了《三只虫草》的诞生，有了《蘑菇圈》和《河上柏影》的问世。三部中篇并无故事上的必然连接，但又有其共同特征：虫草、松茸和岷江柏均是“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特产”。故出版时被称之为“山珍三部”①。 《三只虫草》很像青少年读物，追求知识、渴望成长、问询启蒙，写得轻松，读来也不难懂。即使如此，小说也不乏微言大义和阿来对当下生活变化一以贯之的关注和思考。 生活于海拔三千三百米的牧民，为了保护长江黄河上游的水源地，退牧还草，开始了定居生活。看电视成了文化生活的符号，而每年一度挖虫草成了他们必不可少的经济来源。住宿学校的优秀学生桑吉为了挖虫草逃学，这是故事的引爆点。作者运用客观镜头隐含主观镜头为我们讲述了桑吉成长中的事件，客观镜头讲的某人在看什么，而主观镜头指的是某人看到了什么。说到底，视角是一种难以界定为主体或客体的事物，我们在看桑吉的同时，桑吉也在看什么。镜像自然是一说，反镜像的镜中之镜可是另一说。 游牧变成了定居，出于生态而变故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心态。好比桑吉的父亲虽“满意新的村庄，就像住在城里一样”，想不通的总是那么容易杀人的打仗电视剧；就像母亲搞不懂电视剧那些不用劳动整日消费的生活。还是学生的桑吉也有许多不懂，最为纠结的是该把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币?父母辈肯定将答案归于信托的山神，那是因为“山神有一千只一万只眼睛，什么都能看见。”在一种绵延的神话思维里没有验证核实的概念，虽然他们对世界的阐释远离科学，总是保持着对分析的不满，不断地用已知解释未知，通过直接经验的闪烁纱幕看世界，把万物看作有生命力的东西。神话思维不给现实提供任何逻辑，但也拒绝谎言。 桑吉不同，逃学只是暂时的，他眼中的货币只是为了姐姐的病和姐姐上学没有好看的衣服。成长渴望知识的启蒙，“三只虫草”的历险见证一个正在开悟的少年的追求，他放弃做喇嘛的召唤，从“虫草”之地一路狂奔，追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之光。“他奔跑，像草原上的很多孩子一样，并不是急事需要奔跑，而是为了让柔软的风扑面而来，为了让自己像活力四射的小野兽一样跑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诗人出身的阿来在此无疑勾勒出照亮整个小说的意象。这也让人想起作者以前的小说名篇《奔马似的白色群山》，奔跑的姿势从来不是风景的写照，而是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生命象征。“童趣的视角和语句下，整个小说如初春般混合着万物甦生、大地复兴、天人归魅的气味和情志……”《人民文学》的卷首编者语这样评点《三只虫草》，说得真好。 神话思维不给现实提供任何逻辑，但也拒绝谎言 “山珍三部”是一个新起点，貌似轻松的写作拓阔了其审视世界的时空观念，他的审视已告别了一个王朝的古怪终结，他思考已不再单纯是一个村落的半个世纪的史诗，一块边地的二百年的非虚构历史。阿来的叙事不仅智慧地偏向同时代人的口味，还提示出历史是如何起到与自然相反的作用。文化竭力装作人类善和实践的自然特征，但实际上这些特征都具有历史性，它们都是历史力量和利益作用的结果。文化圈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一种具有高恒常性的传统能够在整个人类历史延伸。回忆主要是一个用于自我，与个人关联的情况与概念，而传统则是一个首先用于文化和历史范畴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继续讲述记忆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记忆。“蘑菇圈”的命运提醒我们，我们只能是人类的主体，因为我们与他人和物质世界实际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是我们生活的基本构成因素而不是偶然的东西。世界并不是一个“外在的”有待理性分析的客体，不是一个被用来反对沉思的主体；它绝不是我们可置身其外并反过来与之对抗的某种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