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6)05-0099-07 [网络出版时间]2016-10-191：17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61019.0117.016.html 论及新疆生态批评的可能性，事实上是在学理层面补建一个生态批评的框架，对新疆而言，生态意识的形成是与客观自然环境的脆弱性紧密相关的，即在干旱与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生态保护意识是天然而生，若非如此，人类只能面临着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最终导致现有绿洲的退化，成为荒原。正是这种客观性，就决定了新疆各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存有大量的关于生态保护或者反思生态的作品，无论自发与自觉，均是对自身居住环境的关注与焦虑，也是面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反思，实属现代与前现代的博弈。也就是说，具体到新疆生态文学可能性建构上，现代性的反思，环境及现实条件下的生态变化，多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作家的作品创作及批评，是纳入考察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基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作为世界性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按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自17世纪以来一直发挥着作用，就其表现上讲，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发达，政治民主自由是它的主要方面，在这些要素中，现代性的核心要义就是人类自身主体性的发现，并进而在时间观念，政治诉求(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人类主体的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上提出了具有启蒙性质的要求。因此，现代性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在人类主体性的主导下势必涉及到脚下位置的拓展，在空间里更广更深地发掘资源，提升技术，攫取物质，满足自我在生活方面的需求。我国的现代性发展尽管晚于西方，但在价值取向上没有变化，是在摆脱封建社会束缚后的个性发展。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的诉求一直在现代性精神的指引下发展，且变得愈发强烈，很明显地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辩证地讲，现代性发展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人类自身的解放意义重大，但从生态学的角度讲，人类自身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向现代模式改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另一套逻各斯中心主义，摆脱束缚而发展的另一面则使人类居住的环境，自然资源面临着破坏与枯竭，是社会迈向进步的表征，也是生态系统遭受重要改变且无法规避的因素。正如S·N·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一书中明确指出的“人的自主性相应地受到了强调，这构成了这一方案的深层核心。这是他的或她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是指，人们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断扩展个人和制度的自由与活动领域，不断扩展人的活动创造性与自主性”[1]70。在这里，S·N·艾森斯塔特强调的是能动性开放层面上的积极性与潜在破坏性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对现代性发展中的反思需要予以重视的内容也是S·N·艾森斯塔特所关注的核心部分，即反思人类自身的探索意识和对自然控制及人类精神生态的处理。实际上，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的“合目的性”开始，人类把外在自然就作为了满足自我生存与发展的攫取对象。经济、生存、科技发展甚至美学都是自然必须担负的中心圈价值。在这些功利性目的之下，导致的是人类欲望的膨胀和自然的祛魅。“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2]48。韦伯说的这种价值莫过于自然的破坏与人性的异化。这种态势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里，均在不同程度上发展。针对这种局面，有识之士也正在努力纠正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自身价值或主体性诉求的实现同自然的和谐共存，如何协调、合理地利用自然成为焦点问题，究其实质，仍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下的权宜调整，这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采取的策略。重要依据是恩格斯的经典论断：“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3]518 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历史来看，世界上目前的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都有一个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自工业文明出现之初，这个矛盾就一直存在，高度的发达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诸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对于处在发展中的中国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我国也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经济与政治文明的建设已经具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家从现实出发，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自然资源肆意攫取、环境严重恶化的代价有了重要认识。 具体落实到新疆，则必须重新审视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政策，孰轻孰重，或者将二者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需要从客观情况中出发予以考量。新疆因地处西北，地缘不占优势，在国家改革开放发展以来的宏观设计中，“率先发展东部”与推进中西部开放策略使新疆处在前现代与现代交融的状态中，生态环境尚处在可控范围之内，人文精神也未有大的改变，但随着21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疆作为重要的资源产地受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矿产的开发与冶炼，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人心愈发浮躁，忽视了生态与人同为有机圈层这一概念的认识。新疆的生态在现代化建设中也走上了某些发达地区“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这对生态脆弱的新疆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因此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笔者以为在理论层面，占据第一要位的则是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的发展无可厚非带来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的高速发展，但“人类中心主义”方面的人类特权或优先权利也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于此，现代性的反思应该不断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使自然与人类不断达成圆融状态。我们相信，具有批判意义的现代性精神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势必会找到更好的途径。生态批评的任务也在提醒着现代性理论批判精神发挥作用。 二、基于新疆生态环境的客观状况 在地缘的角度上，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部，西南方向有帕米尔高原，南与青藏高原相邻，东北方向是蒙古高原，与内地接连的东部是同样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甘肃，遍布戈壁荒漠。这种地理位置，使新疆的地形、地貌，土壤水文，气候条件等形成了多样化的特点。地形地貌中的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即所谓的“三山夹两盆”。这些地貌夹缝中，冰山、草原、绿洲、沙丘、荒漠、戈壁造就了绮丽多姿的风景，也形成了迥异的生活情形，但需要指出的是“三山夹两盆”的地貌构型指向另外一个关乎切身实际的问题，那就是生存与生活中如何处理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毕竟夹缝的形态是较为封闭的，高山环列的雄伟背后是湿润的隔离——海洋性气候被阻隔在外，“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大体就是这种情形。那么因地理位置、地形形成的大陆性气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夏季炎热，冬季酷冷，尤其是降水极少，干燥难耐。那么在这种气候条件影响下，新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想而知，并且以不断恶化的趋势发展，“根据国家遥感普查统计资料，到20世纪末，新疆土地沙化面积以每年近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许多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河流和湖泊，已经基本断流或干涸，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流动沙丘每年以5米左右的速度向绿洲推进，沙漠面积一直呈现不断扩展的趋势，风沙危害日益严重，以塔里木盆地为例，沙漠面积33.7万平方公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扩展83平方公里”①。可以说，新疆生态环境的现状不容乐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碱地扩大，草地不断缩小，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等。其中，有自然的客观原因，但人为因素也占据了很大比例，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对新疆资源的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又造成了水土、大气、植被的破坏。2002年，李新琪在其研究中曾将新疆生态环境质量划分为五个等级并作综合评价。“Ⅰ级区”，指的是生态质量为优的地县，其中主要在新疆北部，计10个县市，如布尔津县、巩留县、新源县、特克斯县、霍城县、哈巴河县、昭苏县、尼勒克县、伊宁县、阿勒泰市，在新疆的县市单元中占据约12％的比例，面积占约4.85％；“Ⅱ级区”中的县市为环境良好地区，有11个县市，其中面积占据7.57％，主要的县市是察布查尔县、裕民县、乌鲁木齐市、额敏县、和静县、乌苏市、呼图壁县、昌吉市、库车县等；在“Ⅲ级区”中，环境质量的评估为一般，有23个县市，占全疆面积的16.06％，其中有被联合国誉为“人居环境改善良好城市”的石河子市；“Ⅳ级区”是生态环境质量差的地区，主要为新疆东部、南部的各大县市，如莎车县、库尔勒市、疏勒县、乌什县、岳普湖县、和硕县、阿图什市、阿克苏市、巴楚县、福海县、皮山县、疏附县、和布克赛尔县、阿瓦提县、和田市、麦盖提县、吐鲁番市、沙雅县等29个县市，占全疆面积的32.74％；“Ⅴ级区”为环境恶劣地区，包括英吉沙县、策勒县、尉犁县、伊吾县、若羌县、托克逊县、且末县、洛浦县、柯坪县、墨玉县、鄯善县、哈密市，共计12个县市，占全疆面积的38.78％。以上数据表明，在新疆，环境质量评估差与恶劣的Ⅳ、Ⅴ级区中包括县市有41个，占全疆县市总数的48.24％，“表现为林地、草地生态覆盖率较低；水域、湿地面积较小，各种荒漠化土地面积大，生态恶劣区比例较高，景观多样性中等，耕地、草地有一定程度的退化，综合评价等级为差。”[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