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来说，21世纪中国新诗虽然总体上并不逊色，但却显得面目模糊，这自然和我们身处现场以及因而受限的批评视域相关。此外，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福柯意义上的“认识型”或话语模式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虽然这一直是公开或暗中发生的。本文的写作只是总体上呈现21世纪中国新诗面貌的一个尝试。显然，一切“进行时”的21世纪诗歌批评都可以帮助达到这一目的，而90年代诗歌批评作为认识的参照物也不无必要，因为说到最后我们要完成的是一种历史批评，那么就必须注意历史的延续和中断以及从中产生的历史的形塑。在最表层，我们可以发现诗歌及其批评的话语场域发生了变化，比如打工诗歌与中产阶级诗歌的表面对立取代了90年代诗歌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而在场域变化的背后却是诗歌写作的对象和题材的变化，并进而也影响到诗歌的精神品质与风格形式。 一、社会主题的呈现 21世纪初最为引人注目的诗歌事件是打工诗歌的出现，与强调底层关怀的“新左翼批评”的关联更是加强了它的传播，并不断生产出从郑小琼到许立志等越来越多的代表诗人。与之相对，有学者提出中产阶级诗歌的概念，并将公民意识与中产阶级诗歌写作关联在一起，试图确立“中国中产阶级诗人的启蒙立场与姿态”①。由于左翼文学批评传统的强势，打工诗歌虽然一直面临美学升华的难题，但却受到普遍的青睐。而中产阶级诗歌则难免陷入消极的“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②。实际上，命名的多元化恰好指证了某种总体性话语及其追求的失败，或者说应该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总体性。 可以确证，打工诗歌与中产阶级诗歌的命名比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更具现实性，也就是说，更具与社会政治的现实关联性。民间诗人与知识分子诗人的分化集中爆发于1999年的盘峰论争，其中充斥着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布尔迪厄式应用，通过文学的“象征资本”争夺“文化领导权”成为参与者的目标。在论争中，民间话语甚至被直接等同于中国话语，而知识分子话语则被等同于西方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这场争论不过是拙劣地模仿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它们真正的分歧其实更多体现在诗歌作为一种美学方式和文化方式的实践上：表现在语言(围绕着书面语和口语的争论)、技艺与风格(现代主义及其反面)诸方面。要认识这一点，只需考察双方所持有概念的建构过程，这一“概念史”是诗人写作历程中自我意识的投射。由于全球现代主义的不平衡性和漂移性，知识分子的诗歌写作最大程度地汲取了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不仅让主体的精神面目变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幽灵”，而且也让写作的对象——世界本身——消失于文本内部。知识分子诗人经常援引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从而沾染了一种与世界保持“美学距离”并崇尚“文之悦”的文人趣味③。从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以及于坚的“拒绝隐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二者恰好构成了一个符号的逆转或曰阐释学循环)可以看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分享了同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气质，只不过民间写作更多是以消解的反动方式表现出来，其中存在着以语言之矛攻语言之盾的危险。因此，民间立场中的崇高目标——“一种人文关怀的平民精神，一种人性人道主义观点”④——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当然这也和民间写作转向日常生活之后的平庸化不无关系。 这里可以稍作总结，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诗歌场域都逃不开意识形态话语的渗透，那么90年代场域中更多是诗学与意识形态的对接/综合，而21世纪还在诗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空白地带中开拓出一个社会学的空间，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打工诗歌和中产阶级诗歌的命名无不体现着这种鲜明的社会学眼光，它至少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洞见。首先就是对作者身份以及社会位置的洞察，并据此将诗人分为不同群体。不过这更多是出自批评家的意志，而非奠基于诗人彼此之间有时难免意气用事的争吵。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比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划分更客观，也更有辨识力。说到最后，90年代两派诗人的划分不无牵强，不如将之等量齐观，在整体上或许可以将他们理解为“民间知识分子”。当然，任何概念划分都是浮动的，当郑小琼脱离打工群体而进入作协体制，她能否继续作为打工诗人的代表就成了一个问题。不过只要作者的写作意识没有变化，她的创作属于底层文学总是可以成立的。实际上，郑小琼仍于近年贡献出为打工者塑造群像的诗集《女工记》。因而，第二个洞见尤为重要，即由于这种受限于作者社会条件的写作意识，形成了带有“独占性”的写作对象以及内容的“异质性”。打工诗歌大量呈现机械、流水线和工厂的场景以及生活于其中并图解生命政治的劳动力。与之相反，中产阶级诗歌似乎更多展示咖啡馆、图书馆等城市室内空间，仿佛在向我们宣称人性由自由的游戏铸就。从生存和游戏的差异可以区分打工诗歌与中产阶级诗歌。借用尼采的话说，前者产生于生命的贫乏或不足，而后者则产生于生命的过剩⑤。即使二者都会涉及广场和街道等城市室外空间，但中产阶级诗人更容易达至一种波德莱尔式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形象，而打工诗人则很容易沦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迷宫中挣扎的浪漫主义的感伤者，并在最好的时候成为抗议者。最后，则是由写作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对社会主题的呈现，或者说，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以阶层视角传达出的社会观念。 这一社会主题的呈现基于一套诗歌美学的认识论装置，承载了语言释放出的批判力量，且作为一种历史远景和社会希望而存在。刘东就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打工诗歌内蕴的希望：“说到底，在我看来，既然‘打工诗歌’的独特使命就在于——为一个独特的受压迫群体谋求生存，那么不管它的外在形式是什么，总应当让自家兄弟们更加会心，对其他阶层显出更多的陌生性，而非在文化上急于被优势阶层所同化。只有使‘阶层意识’上升到了这一步，打工诗人们对于自身境遇的强烈关照，才不会仅止于社会学层面上的身份认同，而有可能升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创造。”⑥但这不仅是美学的希望，而且还是一种追求阶层共通感的社会学的希望。无独有偶，欧阳江河也表达了对中产阶级“从文化到结构”的期待：“但至少在目前，强加或强行发明出一个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不妥当的，它的遂行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当然，不急于命名并非不进行思考。在思考中产阶级文化心态时，有两个关键的地方：第一要关注底层；第二要关注从中产阶级里面成功跃入到富裕阶层的人及此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反差，参照比它更成功和比它更底层的两种不同文化。富裕层、底层、中层是连在一起的，而非断层，我们必须做平行思考。”⑦社会结构的转变或良性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然也不仅仅依赖诗歌的文化创造，但诗歌中社会主题的分化与社会结构的良性化过程却是同步的。也许，中产阶级诗歌的命名改为中产阶层诗歌或中间阶层诗歌才会为人接受。或许也可以说，由于社会主题的分化，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在诗歌领域才显得并非痴人说梦，而是形成了诗学—社会学—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链条与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