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各国学者有关《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他们主要聚焦于基督教而非犹太教的遗产。显然，这主要归因于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后来的本土基督教牧师及其追随者、信仰者或文学批评家的推动。 由于资料的匮乏，台湾和香港的情况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1949年前，中国大陆对《圣经·旧约》的兴趣并不多见，但自1980年后，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学者研究重点的转移，他们热衷于《旧约》研究，该领域的论文数量已超过对《新约》的研究。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文学批评家对于“文革”前一直被忽视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就文学方面而言，《旧约》的价值显然要超过《新约》。 到本文写作为止，有两篇关于《圣经》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影响的论文在欧洲发表：第一篇是本人撰写的《中国大陆对<圣经>的接受(1980-1992)：一个文学比较学者的观察》；①第二篇是梁工撰写的《中国<圣经>文学研究20年(1976-1996)》。②根据梁工的考察，中国发表了介绍与评论《圣经》文学的论文160篇、论著30多部，其涉及范围不只限于文学或思想特征方面。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成果数目的确令人可观。 有关《圣经》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有两本重要的论著：一本是美国汉学家L.S.罗宾逊的《双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另一本是南京大学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③前一本分析了《旧约》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影响，后一本则较少论及这个主题。这两本专著都比较关注《圣经》对现当代中国小说的影响，却没有提及诗歌和戏剧，后两种体裁至今被学者忽视。 罗宾逊和马佳在其论著中皆以现代作家中德高望重的鲁迅(1881-1936)为开篇，我则想以鲁迅的弟弟、同样才华横溢的周作人(1885-1967)作为本文讨论的起点。 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圣书与中国文学》的讲座④，面对听众，他声称对于宗教从来没有什么研究，只是对作为文学的圣书感兴趣。他认为，古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达到了古代世界文学的最高峰。对于前者，他高度评价了它们在诗歌、史诗和戏剧方面的成就，并高度评价《旧约》。与当时周围的许多作家一样，周作人被托尔斯泰的文学批评《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所吸引。该书曾由耿济之(1899-1947)译为中文，于1921年出版，是有关该议题的开篇之作。⑤与周作人一样，一些人赞同托尔斯泰有关艺术的社会与道德的见解，部分地认同他对文学艺术的“宗教认知”(religious perception)。对此，托尔斯泰认为： 艺术让我们意识到无论是物质或精神，个人或集体，短暂或永恒，都依赖于全人类的兄弟情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彼此友爱和谐。⑥ 虽然周作人并非像托尔斯泰一样的虔诚基督徒，但他依然认同托尔斯泰的观点：“只要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能感染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⑦或者，按照托尔斯泰的话： 艺术开始于一个人想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使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⑧ 由此，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发现其观点与《毛诗序》的相似之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⑨根据托尔斯泰的观点，周作人阐释道：“一切艺术都是表现各人或一团体的感情的东西。”⑩除此之外，“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11)。 在阐释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主要指类型学上的类同而非渊源学或接触影响)，周作人将《旧约》与儒家的“五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记》等纪事书类与《尚书》《春秋》，《利未记》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申命记》与《尚书》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之处。周作人主要参考了当时出版的美国神学博士谟尔(George F.Moore)的《旧约之文学》(The Literature of Old Testament，London，1919)一书。他认为《旧约》是希伯来的民族文学，应从文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旧约》蕴藏着文学精华，如果读懂了它，会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快乐，身心愉悦，指导人生，受益匪浅。与谟尔一样，周作人将《创世记》等列为史传，“《预言书》”等列为抒情诗，《路德记》《以斯帖记》及《约拿书》列为故事。他此处提及“《预言书》”时，也许犯了一个小错误，实际上应是《诗篇》。周作人认为，《约伯记》是“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著作，世界文学的伟大的诗之一”(12)，差不多是希腊爱斯吉洛斯(公元前525-456年，现译为埃斯库罗斯——译者注)式的一篇悲剧。由于没有细说，我猜周作人可能指的是《被缚的普洛米修斯》。 当周作人讨论《圣经》与现代中国文学时，不如他分析《圣经》与西方文学的关系那么清晰。这是因为从1918年开始《圣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过才两三年，时间短暂，还不足以进行学术总结。周作人主要强调了希伯来文学的人道主义理想以及“神人合一”的观念(13)：“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1：27)。(14)周作人以《约拿书》的结尾为例，说明了希伯来文学高大宽博的精神遗产。他引述了上帝对那个胆怯而优柔寡断的先知约拿说的话。当时，约拿在离他目的地不远的地方忍受着烈日曝晒，惦记着自己的性命，而不是执行上帝告诫的使命(《约拿书》4：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