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第三种人”》是“文艺自由论辩”一篇重要文献，其中一段话说得十分严重，但至今研究者对其所指仍聚讼不已。鲁迅此文严厉批评了文坛上“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①2005年版《鲁迅全集》该处的注释延续了1981年版“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这一基本判断，但删掉了胡秋原“冒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与托派关系的进一步说明，无疑是谨慎的，只是这样一来所指更加难以琢磨。这段语义完整的话套用到胡秋原身上显然不太符合史实，套用在托派分子那里也同样，而且很容易得出鲁迅误解胡秋原的结论。②其实，如果将这一段话放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元的政治文化场域重新加以审视，我们可以发现，鲁迅批评的正是以胡秋原为代表的神州国光社群体。此前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研究常常关注的是胡秋原、杜衡等个人与“左联”的论争，而在笔者看来，“自由人”论争正是十九路军政治文化机关神州国光社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之间的冲突。 一、神州国光社与“指挥刀” 鲁迅说“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绝非空言，事实上可以认为胡秋原是神州国光社的文艺喉舌。胡秋原自1931年4月神州国光社创办《读书杂志》开始即为其编辑和重要撰稿人，并在神州国光社以“白沙社丛书”名义出版编著《唯物史观艺术论》，译著佛理采《艺术社会学》，依靠神州国光社主编《文化评论》《文化》和《意识形态季刊》等刊物。“文艺自由论辩”中《读书杂志》和《文化评论》就是他一大一小两个“地盘”，③并且获得包括主编王礼锡等在内的神州国光社人员的支持。尽管他宣称为“自由人”，但无疑可以代表神州国光社的意见。王礼锡和远在日本的神州国光社成员朱云影谈及胡秋原和“左联”的论争时还为胡秋原抱不平说：“秋原兄的《钱杏邨理论和民族文艺》，的确是近来的一篇可贵的批评文字。这篇文字出来后颇有不小反响，自然这些反响也是‘天赋真理’，‘钱杏邨是不对的，秋原的批评是有理由的，不过自秋原的笔写来就不对了’。记得有人替某批评家做一公式，我想以上的公式也可以赠给某派(不知其‘左’‘右’)的信徒做秘诀。”④由此可见一斑。 文学史通常将胡秋原作为“自由人”的代表，但“自由人”还有没有其他人，如果有，是哪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活动，为什么和“左联”发生论争，等等。这些问题还不是十分清楚。可以说“自由人”代表的正是十九路军政治文化机关神州国光社。⑤这家出版社是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在三十年代前期掌握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其中容纳了大量的共产党脱党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以及“第三党”成员。陈铭枢和主编王礼锡将神州国光社组织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大熔炉，它将一部分逃亡上海，已经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革命青年们集合到了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的门下。⑥神州国光社人员后来大部分都参加了十九路军领导的“福建事变”。虽然“自由人”论争时，陈铭枢等还没有公开宣布已经成立了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但此前神州国光社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显露了出来。⑦ 从1930年直到1934年神州国光社因“福建事变”被查封之前，它在客观上是当时一股不可轻视的文化力量。当时一位重要的托派分子王凡西就认为“在所有新兴的书店中，以神州国光社的声势为最大”。⑧在神州国光社最为红火的三四年间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化书籍，其中包括许多左翼作家翻译和创作的作品。另外，神州国光社还创办了托派的《动力》，稍后出版大型学术杂志《读书杂志》、文学杂志《当代文艺》、中学生杂志《读书中学》、出版消息类的杂志《读书与出版》、胡秋原主编的《文化评论》《文化》杂志以及后续的《国际文化》等。这些杂志少的每期发行三到五千册，多的甚至达到三万册，《读书杂志》几期销路常在一二万册。⑨ 神州国光社之所以能够在三十年代崛起与其特殊地位密不可分。由于共产党和一些反对南京政府的其他政治派别的出版社和出版物一再被查封，在当时所有的新兴出版社中，没有受到政治冲击(“福建事变”之前)并且取得经济上和文化上成功的非神州国光社莫属。神州国光社本来是黄宾虹和邓实等创办的一家美术古籍出版社，主要出版国学和美术书籍，由于经营不善转手给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转而成为十九路军的政治和文化事业。陈铭枢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到走向“福建事变”期间相当一段时间内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蒋介石下野孙科任行政院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度担任南京行政院副院长和交通部部长，其领导的十九路军当时正“拱卫京师”南京，稍后驻扎经济中心上海。十九路军军事和政治力量的支持，为神州国光社事业的推进起到了庇护作用。 神州国光社在其兴盛的短短几年间网罗了大批同时不满于国共两党的革命青年，他们后来大多随神州国光社参加福建事变，已经被熔铸成了一股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文化力量。“自1932年冬，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神州’大部分编辑人员和一部分特约编辑，均先后相率入闽，定期刊物亦宣告停刊，仅留少数人员维持现状。”⑩陈铭枢毫不隐讳地承认，“神州国光社虽是我投资经营的出版事业，但它是属于十九路军的集体事业，也可以说它是十九路军的政治部门”。(11)神州国光社人员后来大部分成了1933年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宣传干部，证明陈铭枢所言非虚。陈铭枢自己也承认受到王礼锡的影响，他回忆说，“倒是王礼锡挑起的这场论战和他提出的问题，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使我逐渐改变了政治倾向，走向福建政变”。(12) 二、神州国光社的“左翼”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