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在中国据说起源于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其历史在3000年以上。在中国古代缓慢的邮驿节奏中，书信具有“家书抵万金”的珍贵，也被寄寓了“一行书信千行泪”的情感。书信在西方被称为“温柔的艺术”，也是历史悠久，据说始于希腊时代。到18世纪，西方书信进入黄金时期。在启蒙运动中，书信成为交流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在西方文学涌现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时，书信成为文学借助的重要形式。中西两种书信写作传统自然更深刻地引领着中国现代作家，他们在创作正规文学(含书信体文学)作品之外，也写下了大量有独特价值的书信。 一 作家书信的生产 中国现代作家写过大量书信，但保存下来的应该只是其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其散佚的程度远大于正规的文学作品(那些作品能随写随刊或能即时出版，所以保存的机会更多)。由于战乱、迁徙或政治等原因，当然还有作家和受信人对书信的不珍视，书信的销毁、散佚情况十分突出，是作家所写文字中散佚最多的部分。以周氏兄弟为例，鲁迅一生所写书信6000多封，现在仅存1300多封。周作人一生写信约2000封，目前能见到的不及800封。著名作家的书信的存世情况尚且如此，一般作家的书信的命运自然更糟。 尽管这样，作家书信还是有不少被完好保存下来。现在的许多作家全集往往是收集其书信最多的文本。而这些书信中的一部分，又来自那些先前就已出版的书信集。最早的中国现代作家书信集当属1920年出版的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通信集《三叶集》。1920年代较有名的书信集还有蒋光慈、宋若瑜二人的情书集《纪念碑》(1927年版)。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作家书信集出版的第一次高潮，出版了庐隐和李唯建的《云鸥情书集》(1931年版)、朱雯和罗洪的《恋人书简》(1931年版)、刘大白的《白屋书信》(1932年版)、鲁迅和景宋的《两地书》(1933年版)、《周作人书信》(1933年版)、《沫若书信集》(1933年版)、白薇和杨骚的《昨夜》(1933年版)、朱湘的《海外寄霓君》(1934年版)、《朱湘书信集》(罗念生编，1936年版)、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眉小札》(1936年版)、《现代作家书简》(孔另境编，1936年版)、《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37年版)、郑振铎的《西行书简》等书信集。1940年代，作家书信集的出版骤减，主要有舒新城和刘济群的《十年书》(1945年版)、《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年版)、《作家书简》(平襟亚编，1949年版)等几种。1960年代国内未见现代名作家书信集出版。1970年代，也仅有香港出版的三种周作人书信集，大陆出版的一种《鲁迅书信集》(1976年版)，以及从1977年开始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集》等。1980至1990年代，现代作家书信集出版的第二次高潮到来。其中有1980年出齐的《胡适来往书信集》。而1981年一年就出版有《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编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军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郭沫若的《樱花书简》(唐明中等编注)、《傅雷家书》(傅敏编)等。随后出版有《达夫书简——致王映霞》(1982年版)、《郑振铎书简》(1984年版)、《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1984年版)、《茅盾书简》(1984年版)、《闻一多书信选集》(1986年版)、《丁玲书简》(1987年版)、《巴金书简(初编)》(1987年版)、《雪泥集：巴金书简》(杨苡编，1987年版)、《胡风书信集》(1989年版)等书信集。1990年代，继续有大量现代作家书信集整理出版，如沈从文《湘行书简》(收入1992年版《湘行集》)、《老舍书信集》(1992年版)、《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1992年版)、《郭沫若书信集》(1992年版)、《知堂书信》(1994年版)、《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1994年版)、《从文家书》(1996年版)、《胡适书信集》(1996年版)、《郁达夫爱情书简》(1996年版)、《两地书全编》(1998年版)等。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书信集则有《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004年版)、《志摩的信》(2004年版)、《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2006年版)、《胡风家书》(2007年版)、《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2007年版)、《萧乾家书》(2010年版)、《傅雷家书》(增订本，2012年版)等。除了这些书信集之外，现代作家书信也通过期刊杂志的零星发表得以保存，有些在写作的时代即被当作作品来发表，有些是作家身后发表的。其中，《新文学史料》从创刊至今就发表了大量现代作家的书信。 现代作家书信的绝大部分皆是私人信件，是私人之间传递信息、通情达愫的产物，一般不像正规文学作品那样，写作即为了出版和发表，而是因为某种机缘被出版被发表。这些书信大体上可分为情书、家书和交谊书三类，其中最具私密性的情书却往往能较早发表或出版。这首先缘自时代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人性解放思潮的重要方面是追求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它成为一种时代主题和写作主题，而情书恰恰是表达这一主题的重要载体或文类。读者对情书有阅读需求，书商也因情书热销而乐意出版，因而从1920年代至1940年代情书出版热潮不减，大量情书和情书体小说不断问世。据统计这三十年内仅情书就出版有40多种。①名作家的情书当然因为既可满足普通人的窥视欲又可作情书写作范本而更受欢迎。于是许多作家原本无意披露的情书被出版并成为情书名作。出版交谊书即为此，如《三叶集》正是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精神往来”、“披肝沥胆”地谈论人生、婚姻和文艺的纪念物。当写信中的一方突然故去，书信也可以成为一种纪念物或祭奠物。如蒋光慈与其爱人宋若瑜的通信集之所以取名为《纪念碑》，正是蒋光慈“序”中所说，是在宋死后一周年时，为她做“一个小小的纪念碑”。另外，有些书信集的及时出版，是因为它们可以换钱救穷。有许多现代作家初出茅庐，生活如贫民，极度穷困之时，就会出现卖情书的现象。杨骚、白薇出版他们俩私密的情书集《昨夜》主要就是这样。作家书信集出版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编选者看到了书信自身的多重价值。孔另境是较早关注现代作家尺牍价值的作家，他才有心搜集了58位现代作家的书信编成《现代作家书简》(原名《当代文人尺牍钞》)。而平襟亚编辑的《作家书简》更以作家书信手稿真迹影印出版，可见，于上述价值之外编者更见出现代作家书信的字迹学、辨伪学和书法艺术的价值。而作家家书的出版，是编选者、出版者另又看到了它的亲情、家教的价值。如《傅雷家书》的增订本《出版说明》就引楼适夷《代序》语以突出此书“不仅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②。1980年代以后，作家书信的大量整理发表或出版，更主要的是整理者意识到其在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中的独特的史料价值。 二 文类三性 在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中，书信应该是一种应用文类，其主要特征是具有实用性。中国现代作家的书信也是作家们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实用文体，它传递的也是作家周遭世界和自身的诸种信息和情感。借用民国时期的《古今尺牍大全》的分类，作家书信也可分为“叙事”、“达情”、“论理”三类。所谓叙事类书信，通常传达的是作家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自身遭遇和经历的事情。这类书信有更高的信息密集度，是作家现实生活的全面叙述，实现了作家报平安、传实信的目的。所谓达情类书信，则是作家心态、情感的写照。家书、交谊书和情书都能达情，都是作家与家人、友人、情人等交流情感的有效途径。所谓论理类书信，于作家来说更能见其思想信息。友人之间对某问题的辩论、对某类理论的宣扬，长辈向子女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等，都可通过这类书信来实现。总之，作家书信是传递、交流有关信息的实用文类，其目的是在时空阻隔中达到“如面”、“如晤”地交流信息和情感的效果。现代作家书信基本是手写真迹，更能体现“尺牍书疏，千里面目”③的功能。现代作家往往从属于某一社团或流派，或有自己的小圈子，书信也就往往成为他们交流文学主张、出版事务、文坛轶闻等的载体，书信在此时的实用功效有学者指为“纸上会议”、“纸上沙龙”，如新月派文人之间的通信等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