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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加两国高校教师工资性年收入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与加拿大高校相比，中国高校不同职称教师的收入差距较大，而且高校教师收入与公务员收入和人均GDP的比值较低；中国教授与副教授、讲师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有无行政兼职的教师收入差距更大；正高职称对中加两国高校教师收入差距具有决定性作用，行政兼职对于中国高校教师收入的贡献要高于加拿大。要构建更为完善的高校教师薪酬制度，应该坚持“调结构、保增长、去鸿沟”的基本原则，努力提高教职工保障性工资比重，缩小不同职级教师之间的工资差距，尤其需要缩小特殊人才与同级别普通教师的收入差距，促进高校收入分配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图1 2008年28国高校教师月工资与人均GDP散点图 同样在图1中可以看到，加拿大的高校教师工资几乎处于最高的位置。根据阿特巴赫等人的统计，在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档次上，加拿大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在28个调查国家中遥遥领先。不仅如此，相比于其他国家高校教师所面临的职级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加拿大高校教师的最高与最低等级薪资之比仅为1.7(即最高等级教师的月工资是最低等级教师的1.7倍)。相比之下，对于中国来说，这一数值高达4.3，位居所有被调查国家之首。由此可见，在长期较高的刚性工资制度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高端人才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高校教师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扭曲。有关高校教师薪酬制度方面的研究在高等教育经济学中占据一定地位，其中不乏国际比较研究，也有部分研究聚焦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薪酬问题[2][3]，但是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利用微观数据来研究高校教师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4]。收入分配规划是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决定着高校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使用。本研究以中国和加拿大两所高校教师年收入数据为基础，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揭示我国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②，以期为我国人事制度和养老金政策调整下的高校教师工资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 在国际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定期开展的大规模高校教师工资调查，还有阿特巴赫等学者开展的跨国比较研究，为人们深入理解各国学术职业的薪酬差异提供了参考。在此类宏观、中观调查研究之外，也有基于微观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大量研究以美国高校的数据为基础，考察公私立高校、不同种族和性别间的收入差距问题[5-7]，而以加拿大高校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则更多地聚焦性别差异。Warman等人利用加拿大高校1970-2001年间的收入数据分析表明，造成高校教师收入性别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职称和所属学科[8]。Doucet等人利用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工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基础工资、晋升和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情况都在不同程度造成了加拿大高校教师工资的性别差距[9]。 国内相关研究既有立足于探讨我国教师薪酬制度的现状及其可能的改革途径和制度设计[10][11]，也有利用跨国数据开展的比较研究[12][13]，其中不少研究都指出了我国高校教师在薪酬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诸如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长期得不到合理回报，致使青年教师像工蜂一样遭受多重挤压[14]；教师内部不同职级以及各类人才与普通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5]，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年薪制迅速拉大了高校教师群体工资性收入差距，导致了海外引进人才与国内人才之间收入的不平衡，造成“逆向激励”③。 本研究尝试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加拿大高校调查数据以及中加两所高校的微观数据，利用基尼系数、Shapley值分解等方法展开高校教师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加高校教师整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存在怎样的差异?二是中加两所案例高校教师收入不平等状况上存在怎样的差异?三是中加两所案例高校教师收入不平等的来源有何区别?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本研究是一项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需要综合利用中国和加拿大两国高校教师工资的宏观和微观数据。宏观数据主要来自中加两国大规模调查的数据。其中，中国高校教师工资的宏观数据来自于2013年开展的全国高校教师薪酬调查④；加拿大高校教师工资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加拿大全职教学人员工资报告》⑤。微观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的两所高校B大学和M大学。中国B大学的全体在职和退休教师数据(2011、2014年)来自该校财经和人事部门，包括个体收入、职称、职务、院系、人才称号等信息；加拿大M大学的2014年全职教师的数据来自该校的官方网站，包括个体收入、职称、职务等信息。此外，M大学2011年不同职称、职务群体的平均收入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的《加拿大全职教学人员工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