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方主要政治倾向的差异 当前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及其盟国所作所为的敌对情绪高涨的原因很多，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不能不让人重新审视塞缪尔·亨廷顿探讨世界上主要文化体持续分化的那部重要著作。相反，1998年出版的艾利克斯·英格尔斯的《一个世界的兴起：工业社会的趋同与分化》一书，其标题却不能不使人产生某种悲伤与怀疑。[1-2]当然，英格尔斯这样扎扎实实地分析全球趋同的模式十分重要，而亨廷顿的研究则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他忽视了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态度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对西方的怀疑在中国也出现过，但中国没有产生伊斯兰世界那样把西方视作异教徒的观念。相反，中国的主流倾向一直都在全盘西化与会通东西之间摇摆。①中国(文化)是一种能动性极强的文明，现代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对于模仿西方“普罗米修斯”式的现代性的渴望，正如本杰明·I.施华兹很可能会表述的那样。是否有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会对后者作出类似的概括呢? 事实上，笔者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的世界不同于伊斯兰世界，中国人的世界有着与西方现代性相同的重要特征：一种基于传统的、对承传的文化模式进行激烈批评和修正的倾向，包括近代反传统运动的兴起、挑战经典的权威、重塑以性别为中心的人伦关系等。作为“轴心时代”的一种文明，西方文明不仅有着强烈的非贵族化、普世性的录用精英的独特传统，而且有着一种内置式的、强烈的对现行制度、习俗及思想潮流的不满意识。②与任何固守传统、坚持经典不可动摇的权威文化相比，中国与西方的现代性之间有着更多共同点。 当然，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不仅宗教激进主义会引起麻烦，而且极端反传统也会引起麻烦。鉴于伯克式的社会凝聚的需要，在保守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平衡是必要的。然而，笔者认为，只有那些基本承诺对传统模式采取开放批评与改进态度的文化，才可以划分到穆勒(J.S.Mill)的《论自由》中那个如此重要的范畴——“文明”。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性都是文明的，而且有很多共同点。尽管中国文化有糟粕性的东西，但是，毕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源自中国人民根基深厚的、普遍的“改造”中国文化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决心。③相对于流行的那种认为所有人都有一种理性的倾向去找寻美国生活方式所示范的那种自由的观点，笔者更愿意赞成穆勒的观点。穆勒认为，有些社会是“文明”的，另外一些社会则不是，而前者即所谓的“文明社会”，指的是那些愿意随时将政治自由制度化的社会。 然而，无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多么相似，但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仍然还是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最明显之处在于，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场域将中国式的自由主义与其他有着明显差异的政治传统，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儒家人文主义，融合为一。④而西方所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诸如社群主义、新左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都属于传统自由主义。因此，我们就必须对中西双方在政治生活与政治方式概念上的差异有更为精确的理解，以此来缩小双方的差异，确立政治理性方面的共识，并以此共识来商讨和平解决双方利益上的冲突。 笔者在撰写《飘越太平洋的云：当今中国与西方政治理论的冲突》时，曾试图寻求这样的理解，并发现史蒂森·安靖如的《人权与中国思想：一种跨文化的探索》一书有着同样的寻求。笔者发现该书非常细腻，富有挑战性和趣味性，但部分观点与笔者本人不一致。笔者和史蒂森·安靖如认为交换彼此对该书的想法，有助于帮助双方及读者对中西方在重要的政治理性和道德观念方面所暗含的非常棘手而危险的鸿沟，获得一种更为明晰的了解。 二、安靖如的方法 安靖如和笔者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都受到了所谓“现代西方认识论大革命”(the Great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的影响。这是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潮，主要发起者包括笛卡尔、休谟、康德、尼采、韦伯、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思潮。根据“现代西方认识论大革命”的悲观主义认识论，人类思维无法获得任何有关终极宇宙的理性的形而上的理解，无法从中推衍出支配自然、历史、道德—政治实践的法则。甚至任何将政治规范建基于客观知识的尝试，都是成问题的。从这一“现代西方认识论大革命”的立场出发，如果你要问应该怎样去缩小中、美两国在规范上的不同，那么，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智慧可以去回答，也没有显而易见的客观知识来做基础。要找到答案，就必须依赖理查德·J.伯恩斯坦所谓的相对主义和客观知识之间的“中间地带”论。[3]37-67正如安靖如所说，在评价规范性观念时，他所寻找的不是那种“所有道德讨论最终必须达成一致的唯一真理”，他所寻找的是那种“我相信会得到广泛赞同”的观念。[4]63，254-255，38然而，如果这种赞同是基于并非客观真实的观念，而只是基于处于“中间地带”的判断，那么，要形成这样的判决，哪些问题是应该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