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568(2016)05-0139-06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一个时代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技术的革新。“微时代”的来临表征着“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等媒介传播方式已融入大众生活。通过便携式的移动终端，人们得以高效便捷地完成以往复杂的生活需求。以往所推崇的“宏大”叙事已渐式“微”。社会生活在“微动力”的渗透下，新的文化样式得以产生，如手机贴吧、公众微信、微博等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自媒体”平台。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使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路径，也建构了一个新的知识视域和社会群体。人类学负以文化研究为名，那么如何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网络亚文化群体中“身份”认同的问题，“微动力”在其间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人们在网络空间所进行的亚文化实践也必然形塑了新的价值体系和行为仪轨，其中所涉及的“仪式”问题又当如何理解?在“微端”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双向渗透中，“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而在此基础上的“亚文化表述”又意味着什么? 一、身份与认同 在“微时代”，文化符号的信息交换，以碎片化、网络化、细节化、发散化及便捷化的方式呈现和传播。微端设备作为一种通讯媒介形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构建了具有共同经验的信息交换平台。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身份“Identity”大体上有两种含义：一是对于本体的澄清和认同；二是关于属性的分类，即对于具有相同性和一致性事物的认同和区分，而与它同根的动词“Identify”，本身就具有认同和识别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与“认同”统摄于特定的概念域之中，最终指向具有集体性认知的社区团体。安德森这样说道：“只有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己想成与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①安德森所指的“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②即是一个团体，一个由特殊文化所晕染的“人造物”(artefact)，它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而表征着具有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认知性事实。原本离散的个体在共同文化经验的铺陈下而完成关于群体的想象性建构，即安德森所说的“特定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③。另一方面，共同体也同时加固了“文化”用以形塑个体行为的经验范式，而使得文化自身的固化和留存有了新的载体。文化导引着我们如何在特定的情景中行动，也帮助我们预判他人将会如何行动，在被动“引导”和主动预判的过程中，我们为他人所认同进而获得集体性的文化身份。 因此，进入一个团体就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身份的获得，也表征着对于另一种文化规范的实践。微端媒体与其说是将“认同”当作一种可供消费的商品，倒不如说它兜售和提供了新的场景性身份。主体借由网络微端的“身份授予”而实现特定文化圈层的拒斥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在曼纽尔·卡斯特看来，这种认同不同于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所产生的公民社会，拒斥性认同所产生的是公社(commune)或社区(community)。④这种网络社区逐渐形成一种由亚文化为主导，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边缘性团体，其文化空间更多地表现为以微端设备为支点，所交织出来的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流动的功能性场域。在此场域中，宏大或正统的价值观及其规范为反思性、风格性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所取代。在亚文化社区的影响下，受众主体产生了新的文化自觉，人们借由网络微端在虚拟和现实的两个世界中频繁地转换和游移。新近的网络流行词汇“屌丝”“高富帅”“白富美”等便表征着亚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渗入，新的文化符码与实践体系也随之建立。受众一旦进入了一个网络亚文化社区，便进入了有着各异身份和阶层的虚拟社会。通过在网络社区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达到对于崭新文化秩序的实践。而由微端应用所带来的新秩序，则是对现实世界既存秩序的一种“反秩序”。主体在主流社会的“秩序”与网络亚文化的“反秩序”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下，达到某种“猎奇”的心理满足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亚文化的群体对于“集体认同”的心理匮乏，通过“反秩序”的行为而实现亚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例如，百度李毅吧，被网友戏称为“屌丝吧”，这类群体之所以用“撸管”“屌丝不哭”“站撸”等话语表明了对于“屌丝”文化标签的经验回溯和身份确认，以赤露的“生殖器”“手淫行为”来标榜自身的特质，其中不仅仅隐射着“理性”向“生理”的降格，也同样表征着对于传统规范及正统秩序的破坏和消解，以便从“破”中求“立”。 一旦进入了网络亚文化社群，便扮演着另一种文化角色，如果说“认同”塑造了“身份”，那么“角色”便是一种身份的展演与装扮。换言之，“认同”关涉着行为意义与集体经验的来源，它涉及了自我建构，是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意义和身份价值的象征性确认；而“角色”则是功能性的扮演。多重角色的扮演和切换，混杂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而形成了“身份的间性”。在不同身份共存一体又相互影响的前提下，本体身份却处于流动而不稳定的状态。不同身份之间的切换，象征着动荡不安的流亡意识，对于身份认同所表现出的急迫与焦躁，所隐含的是角色主体寻找归属的“家园意识”。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所带给人们的“异化”与“不安”。齐格蒙特·鲍曼这样说道：“‘流动的生活’与‘流动的现代性’密切联系在一起。‘流动的生活’，指流动的现代社会里易于存在的那种生活。‘流动的现代社会’指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社会成员开展活动时所处的环境，在活动模式尚不及巩固成为习惯和常规之前便已发生变化。”⑤人作为社会运转的生产部件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机械化的劳动，人性在此过程中发生异化，而当下过快的社会节奏又形成了个体流动易变的生存状态。在“异化”与“流动”的双重交织下，个体的生存状态既枯燥乏味也缺乏稳定性，人们的生活被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恐惧与焦虑，惧怕为流动的社会所淘汰和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