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5-0006-06 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社会文化发生新的转向，一些学者认为“新型社会”即将来临。丹尼尔·贝尔将新的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詹姆逊则用“晚期资本主义”表示后现代社会来临；波德里亚干脆用“消费社会”指称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强调的是工业生产，后工业化社会则不再注重生产，而是以信息和消费为主。与此相应的是，后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它们贯穿在建筑、音乐、小说、美术、电影、电视和各种大众媒介之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概念已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化领域，借以描述与现代话语相对立的文化和艺术现象。不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纷争此起彼伏，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人认为“后现代”只不过是现代文化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的所有文化现象都在现代社会中发生过。如詹姆逊就把后现代文化看成是现代文化的高级阶段，“后现代主义至多不过是现代主义本身的又一个阶段……我将列举的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都能在以前这种或那种现代主义里找到，而且有着充分的发展。”[1](P153)另一方面，利奥塔、波德里亚等人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作为现代主义文化的对立面出现，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现代主义的诞生。后现代主义是指一种与现代主义分裂而形成的另一种新的现代主义。”[2]后现代批评家默克罗比就认为“后现代”一词尤其适用于媒体社会，纷繁复杂的媒体文化现象是后现代社会的表征。“‘后现代性’这一名词在大众传媒研究中尤为有用，它推动了从文本分析转向研究不同传媒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不仅发生在全球性传播的拥有与控制这一层次上，而且也发生在不同艺术形态和效果相互作用的层次上，在广告、通俗歌曲、录像带和电视系列片中。后现代传媒批评已经意识到，快速检视大众传媒和徘徊于某个单一的图像以寻找它的特殊意义在理论上同等重要。”[3]欧美“新型社会”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后现代社会的媒体文化突显出娱乐、消费和意义的价值维度和文化立场。 一、作为“娱乐”的媒介文化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从20世纪70年代始涉足后现代主义问题，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性地审视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的文化转向问题，在他看来，这一后现代文化转向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的必然结果，根据马克思理论，詹姆逊将资本主义划分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其中每个阶段都对应着相应的文化和艺术，分别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不是现代主义的中断，而是现代主义的高级阶段。詹姆逊比较了现代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诸多差别，例如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缺乏深度的“表象文化”，“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直接性或浅显性，一种在最刻板意义上的新的表面性，这或许是一切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的形式特征”[1](P160)。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仅仅有呈现物体本身的兴趣，并产生娱乐性的“快感”，才是后现代追求的目标，至于这些物体有没有意义，那不是艺术家关心的事，甚至呈现这些事物本身就是为了消解某种意义。 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用“快感”取代了现代主义的美学概念，“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中。后现代性使用的语言与现代性的语言也有很大区别。现代性的语言是私人化的，它沉溺于单一和癖好之中，它的流行和社会化是通过注解和经典化的过程实现的，而后现代性使用的语言是通用的、套话式的，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称为媒体语言。”[4]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个人主体的消失，“个人风格越来越难以实现”，取而代之的是用拼贴、戏仿和反讽等手段组织起来的“混仿文化”。注重个人风格的现代主义作品强调主题的统一性，但是后现代主义作品没有统一主题，而是喜欢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从而获得一个“新的形象”，这种“混仿文化”充满着娱乐性。詹姆逊认为拼贴在现代主义时期并不鲜见，后现代主义者大量使用拼贴手法，说明了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文化生产者不能创造出新的风格，只有转向过去，模仿死去的风格。 表象化、肤浅化和主体的丧失在詹姆逊看来不仅是后现代主义的内容，而且代表了作品背后“世界本身的变化——现在变成一套文本或影像——也包括主体控制的变化。”[1](P163)“世界表象化”的标志是随处可见的图像影像或者说形象，而这些图像、影像都是由各种大众传媒所提供。詹姆逊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兴大众文化的一个特性就是“在技术上是先进的”，这些技术与大众文化有意识地相互联结而成为“媒体或新媒体导向的文化”，新媒体文化总的特点就是文化由“艺术”走向了“娱乐”。 今天大众文化在技术上的完美(在后现代“意象”中，高科技也被列为其内容，并且它也作为一个商品形式，指称了作为文化消费特有对象在技术上的新东西)似乎的确使所有这些商业艺术对象新的尊严更加合理，在这些对象中，阿多诺关于艺术的技术创新概念的一类漫画，现在与对更深的乌托邦智慧的认可紧密相连，而这个智慧恰恰是验证消费大众“品位”的。与此同时，阿多诺过去习惯作为“高雅文化”反对的东西——即现代主义本身——实质上消失，空下了场地，并且留下了现在某种普遍化文化的印象，这个文化逻辑现代描述了一个从“艺术”到“娱乐”的绵延，以取代更老的高雅的和低俗的价值对立面[5]。 电影、电视机里的图像，路边的巨幅广告牌，在詹姆逊看来并不显示现代主义者们所强调的深刻意义。在这个时代里，形象、影像和图像越来越多，但是它们仅仅是一种消费符号：“我们消费各种形象和符号，恰恰因为它们是形象和符号，而不管实用和价值的问题。这一点在通俗文化本身之中很明显，在其中，外表和风格(事物看上去的样子)，以及嬉笑和玩笑，据说处于支配的地位，并以牺牲内容、实质和意义为代价。结果，品质(例如艺术价值、完善、严肃性、本真性、真实性、知识深度和有力的叙事)，都有可能受到破坏。”[6](P225)“嬉笑”和“玩笑”取代了昔日的“崇高”、“严肃”，在媒体泛滥的时代，公众喜欢的只是媒体所营造的“景观”式的娱乐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