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6)05-0096-08 搜集、描述与分析，可以被大致粗略地概括为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这一过程的时间跨度较大，研究范围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从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手段到艺术鉴赏的主要内容，再到商品与消费文化的显性表征，物质文化的研究倾向也从单纯对于艺术品、人工制品的揣摩与钻研，转移到了物对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的参与和建构等方面的探讨并提升到理论架构的建设当中。诚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物质文化研究就步入了公众视野，主要研究物品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观念和文化。但物质文化研究既“不是一个新学科”，又“不算是新的研究对象”，只是“激发新思考和促进新的对话的场所”[1]，却在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从19世纪的生发到20世纪的发展成熟，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经历了近一百年的时间，虽发展缓慢，但基础笃厚。随后的八九十年代，物质文化的研究范围逐渐向其他学科展开，带有物性批评色彩的融入，使得各个学科具有了新一层面的理论话语的同时，也令物质文化研究在更加广泛的意义范围之内成为理论批评的新视角。 按照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Culler)的观点来看，文化研究属于“表征型解释”[2]，而自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形成“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传统之后，文化研究便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囊括了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传媒、消费等领域的各项研究，并融通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高雅文化的审美生活日常化等不同角度的研究。物质文化研究便能够在文化研究的宏大情境之中，对各类“物”(包括“物品”“物件”“器物”，等等)、“物质”和“物性”等概念及其所表现出的文化态势、文化意蕴与文化建构等方面进行表征型的解释。这种解释方法在借助文本表达的情况下，会更加确证地阐释物的丰裕表征性和物作为物质文化载体的良好承接性，从而形成充盈的社会文化积淀以及建构具有更深层次和更新意义的文化模式。多样文本与繁多作品所呈现出物的态势与物的特性各有千秋，其选择呈现的路径也有所不同：物本身的表义、物的交换、物的表征以及物与其他门类的关系(此处亦包含物与人的关系)等等。通过对物本身的研究可以直接传达物质文化，通过对物的交换探讨可以再现物质文化，通过对物的表征阐述可以融通物质文化，通过对物与他者关系的梳理可以丰富物质文化。这些借由物所表现出来的物性都能够强化物与文化的关系，“物不但象征了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而且也是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的具体体现。”[3] 可以说，基于对特定的物所体现出的知识、符号、社会形态以及美学样态等之间相互杂糅交缠而整合成的具有新的形态意义以及文化意义的物，反过来会影响着文化的观念、精神和文本层面。文化从原初的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化的、文本化的固态走向转为生产的、消费的动态流动。物作为现今重要的言说对象、生命景观以及价值维度在建构物文化的过程之中，其充当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的有力推手以及价值蕴藉的功能，都展现在对集体记忆的确证、对家庭空间生产的建构以及文学文化上的治疗作用等方面，从而使得物证功能、物建功能以及物治功能在“物尽其用”的哲学意义层面上，能够得到深入探究并阐释出物的本质意义、生命意义以及文化意义。 一、物证功能 物作为证据唤醒记忆的方法早已不再是新鲜的理论批评课题，但其作为物性功能的展现则可以成为研究物的文化功能的首要指标。通过物来确证一个时代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这种方式，是物的功能发挥其本质意义的有效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记忆的研究还一直处于生理学或心理卫生等医学学科研究领域，这种人类心智活动的研究一直以其冷面形象为自然科学服务。《辞海》中对“记忆”这一概念定义为：“认知过程中对信息的输入、编码、存储和提取。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反映，包括识记、保持、再认和再现四个基本过程。”[4]这一概念的总结明显偏于生物学的角度，但随着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记忆的研究也逐渐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渗透，文学、文化以及审美领域都对记忆这一概念的阐释有了全新的认知。记忆的传播方式从最初的口耳相传到如今的多种媒体共载，它始终建构、重构着自身与他者的历史，而记忆内部的各个要素也均处于相互冲击与反思的状态之中，这在文学表达和文化分析等成果中都有所体现。这便为物确证记忆提供了契机，使得物性的多层化与多极化能够融入到需要人文因素高度参与的记忆范畴当中。 在对有关物叙事以及物的历史等方面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物可以作为历史记忆的基点去充实宏大历史叙事之下的子叙事，将严肃历史的正规性置于侧面，将微观历史的趣味性升至高点，子叙事成为叙事的主要手段而挑起叙事框架的主梁。在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时代观照之下，物也可以作为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得力助手，镜子、书籍、流浪、洗浴等文明产物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而成为标刻过程记忆的符号。此外，物还可以表现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过渡或混容之间而无法归类的另类新奇元素，刺激着文化发展的后现代性到来的同时，也拓宽了其本身具有的丰裕现代性的广延度，使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记忆刻度逐渐加深。由此看来，对倾向于靠拢人文意义的“记忆”来说，物能够成为历史与时间的有效证据，即物证，而物证可以成为物存在于历史链条之中的可见实体与对抗时间的不可见的文化传承的工具。物的这种确定的、明晰的、有力的证明作用使得物具有了生命般的特征，这种并非生命体征的生命特征也让物作为证据的这种功能作用超出了以往的具有客观性的单纯的物证作用，物不仅仅是时间的分割点或是历史的记录段落，它更是唤醒人类情感与标刻时代印记的带有人文关怀的鸿篇巨制。在这里，物经历了物之为物——物之不为物——物之又为物的哲学般体验，在物的文化建构过程之中，需要物的这种哲学体验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去，才能够更好地诠释其本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