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中国社会学自改革开放恢复以来，许多社会学家虽然为了学术创新与发展做了不懈努力，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但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并不理想，很多研究仍然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难以走出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羁绊。 具体而言，目前国内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看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忽视对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性研究；重视实用性短期项目的应景性研究，缺乏对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议题的总结提升；理论研究多停留于对西方社会理论观点的介绍，不重视中国社会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其中，理论自觉意识的缺乏和话语体系创新不够是问题的重要症结。正如郑杭生所指出的：“现在则出现了一代对‘中学’知之甚少、处在文化断层边缘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往往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精华用来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还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子上。要改变这种多年潜移默化养成的理论失觉和理论自卑的定势，不是很容易的。”（郑杭生，2012：3） 特别是在当前越来越突出的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理论话语的霸权性地位更加凸显，中国社会学要实现学术“突围”或理论创新，显得似乎更为艰难。但是，郑杭生先生及其团队在理论自觉和理论话语创新等方面所做的很多重要研究，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探索了理论创新的道路。郑杭生鲜明地指出：“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逐步消除这样那样存在的理论失觉、理论盲目、理论自卑、理论矮化的必经之途，是逐步消除中国社会科学界主体性缺失以至主体性危机的必由之路。”（郑杭生，2012：5）以郑杭生为代表的“社会运行学派”所提出的“五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这一理论体系，“是对巨变中的中国社会认识的一种深化，对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推进”（郑杭生，2013：10-11）。这体现了郑杭生他们重要的理论成就，是中国社会学家创建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学派的重要标志。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社会运行学派的诞生和发展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在该学派的理论建设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直存在着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在一定意义上，理论自觉是社会运行学派发展的持续动力，并清晰地贯穿在该学派各个层次的理论中。”（洪大用、黄家亮，2015：7）或者说：“理论自觉的提出，标志着郑杭生教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一次重要升华，同时又是他对自己社会学学术历程的精辟总结。从他提出社会运行论，再到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一个个重要社会学理论的创建，其实都离不开‘理论自觉’这一源动力。”（陆益龙，2012：1） 郑杭生提出：“所谓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其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把‘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郑杭生，2012：3）他说：“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指‘理论自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觉悟到，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概括、创造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学术话语，从而打破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郑杭生等，2011：3） 郑杭生的这种理论自觉观对中国社会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此观点建立在深刻的反思性基础上，强调了对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问题时就指出，当前社会学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郑杭生，2009：3）这种理论自觉观来自于他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状况系统的理论反思，或者说来自于“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郑杭生，2008）。郑杭生在回顾中外学术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指出了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促进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反思性已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思维，并从反思性中受益，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和健康发展的需要。 其次，这种理论自觉观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确立了明确方向。郑杭生在系统阐述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实现途径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突破重点。他说：“中国社会学更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因而具有生命力的理论。”（郑杭生，2009：7）理论的发展跟社会实践是密切相关的，而当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迁为理论上的重新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经济实力在全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极大空间。因此，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成果、开展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加强自身的理论自觉，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对此，郑杭生提出了“三再”说，即“要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对西方社会学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对中国社会学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我们才能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真正的中国学派”（杨敏，2014：20）。
